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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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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復原能力，解決不平等問題

2021-06-08

周柳建成：

您是全球經濟方面的專家，寫過許多書，包括您在2014年寫的《失衡：美國與中國的相互依存》。您認為是什麼情況改變了兩國之間的平衡？

斯蒂芬·羅奇：

那本書以一個很棒的問題收尾。我表示，相互依存的關係，特別是美中之間，並不是穩定和可持續的關係。風險在於，其中一方會按照自己的路徑走，而這會導致落後的一方做出被動反應。隨着中國重新平衡，美國有些落在後面了，作為受到鄙視的夥伴，美國進行了回擊。過去四年，我們目睹了一場極具破壞力的貿易戰，不幸的是，在拜登執政頭幾個月里，這場貿易戰似乎還在繼續。

周柳建成：

您最近的文章提到兩件事，一是安克雷奇高層會晤，還有就是不能忘了一直存在的貿易逆差。您會建議華盛頓和北京怎麼做呢？

斯蒂芬·羅奇：

我認為，在許多方面，拜登政府都陷入了美國當前兩黨一致的反華情緒，這使它的政治戰略更難擺脫眼下的衝突。然而，這卻是我們的政治領導人應該做的，就是要以堅定、有時甚至是勇敢的立場，頂住兩黨支持的這股浪潮。我想敦促衝突中的兩個國家做三件事：第一，結束貿易戰，降低關稅，取消所謂的“第一階段”採購要求，從一開始這就是不切實際的戰略。第二，尋找共同利益領域，如氣候變化和全球衛生政策，在這些領域可以重建信任。第三，不要迴避棘手的結構性問題，如創新、實力政策、技術轉讓、網絡安全和知識產權保護，要用一個更加系統化的框架來解決這些問題，比如特朗普上台之前已經開始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周柳建成：

雙方有足夠的能力、意願和寬容心朝你提出的這個方向前行嗎？

斯蒂芬·羅奇：

能力？有。意願和寬容心，卻是這場衝突中最難的兩點。且不論對錯，中國現在很難原諒對其目標提出質疑的人，特別在經歷了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的所謂“百年屈辱”之後。而美國也覺得很受傷，因為它受到經濟問題的困擾，同時還承受着貿易逆差。它往往把責任推給別人，30年前對日本是這樣，今天對中國也是這樣。但美國貿易問題是多邊的，2020年它對96個國家有逆差，美國無法靠對任何一個國家採取雙邊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無論是今天的中國，還是30年前的日本。

周柳建成：

我們可否回到安克雷奇？因為這與您近來對雙方言論和緊張局勢升級的深切擔憂有關。您比大多數人都清楚，雙方都有人——不止美國人，也有中國人——呼籲脫鉤。這種脫鉤威脅有多少現實成分？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它想成是，一方要套上他們的馬車，與另一方分道揚鑣？

斯蒂芬·羅奇：

脫鉤是一個很難摸透的概念，但也有一些可見的現象，當然是從美國方面，它正在努力減少對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的依賴，尤其是在技術方面。對華為及其在中國和世界各地眾多供應商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度，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一種觀點認為，當然未經證實，認為無論現在還是以5G技術為主的將來，華為都對美國電信平台的完整性構成嚴重的存亡威脅。這種意圖無從證實，但對美國和它的安全機構來說，現在就要採取行動，要合理化或要進行解釋是以後的事。我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做法。供應鏈不僅對連接美國和中國至關重要，對美中兩國連接全世界眾多其他國家也至關重要。構建當前全球化供應鏈花費了很多年的時間，將它們拆解或使之脫鉤，其結果會讓人痛苦不堪。因此，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在我們不假思索地接受之前，要先判斷沿着脫鉤這條路走到底的理由是否成立。

周柳建成：

當然，全球問題比中美兩國問題更大更深。環顧世界，許多經濟事務的先後順序已被重新調整，特別是過去一年，因為出現了疫情。這一系列行動對將來有什麼樣的持久影響？

斯蒂芬·羅奇：

僅就疫情來說嗎？

周柳建成：

是就疫情來說，也包括導致這一結果的行動，以及您認為接下來全球情況會是怎樣的。

斯蒂芬·羅奇：

疫情暴發前，世界經濟其實已經相當脆弱。根據IMF的數據，2019年全球GDP增長已經放緩到大約2.9%。記得疫情暴發前我就此寫過一篇文章，說這已經非常接近我們認為的全球經濟衰退門檻——世界經濟增速只有2.5%。我寫這些的時候，並不知道新冠疫情就要來了，但我警告說，鑒於2019年的增速如此之慢，只要有一場衝擊，就會輕而易舉地讓全世界陷入衰退。這種事還就發生了。雖然世界現在似乎開始復蘇，但我不認為，我們可以無視疫情暴發之前就存在的潛在脆弱性，這種脆弱性在全世界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了。經過這場前所未有的衝擊和全球經濟衰退，認為我們可以自詡這個世界已經更強大更有復原力，那只能說是一廂情願。因為，我們看到了我認為不可持續的巨量資金注入，這是一場超低利率水平下的貨幣財政刺激，它不是後疫情時代管理世界的良方。

周柳建成：

您會要求我們如何進行準備呢，特別是那些受疫情不平等衝擊的世界最脆弱群體？

斯蒂芬·羅奇：

這是個好問題，我自己也在深入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危機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的優選項和價值觀，這些優選項和價值觀塑造了我們的全球治理手段，塑造了各種制度應對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難題的方式。你剛才使用“不平等”一詞，它在新冠危機的後果中非常明顯，我們甚至現在就可以談後果了。在一些國家，比如印度，目前還完全不是談後果的時候，但疫情肯定已經給最沒有能力為民眾提供醫療支持的國家造成巨大破壞。主要央行和財政當局實施的政策，給金融市場帶來的好處超過給實體經濟的好處。我們常常說起股市強勁反彈帶來的財富效應。想想什麼是財富效應，那是為了幫助富人，而不是窮人。所以，從健康、政治緊張和經濟回報的角度看，這是不平等的復蘇，這種不平等與日俱增、廣泛存在、令人擔憂。我認為，疫情後的世界必須徹底解決這個不平等問題。

周柳建成：

最後，我想問羅奇先生，對於塑造後疫情時代的世界經濟，且不管這個時刻何時到來，中國和美國可以做什麼？這兩個國家對世界命運的影響非常大，而就在六年前，喬·拜登、巴拉克·奧巴馬、習近平和潘基文在巴黎協議的制定和執行上還合作得很好。在2021年和將來的時間裡，氣候變化能再次改變遊戲規則嗎？

斯蒂芬·羅奇：

我認為，氣候和全球健康是中美有着共同利益的兩個領域，可以為重建信任發揮關鍵作用，這種信任已經被這場破壞性的貿易戰毀掉了。信任是一種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但如果兩個國家能攜手抗擊生存威脅，它們就能夠更好地處理一些棘手的貿易和結構性問題。令人鼓舞的是，我們現在確實看到，在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中美兩國都對氣候變化、排放達峰和零碳目標做出了認真的承諾。只要我們在這方面繼續推進可執行的協議和進程，那就是非常鼓舞人心的發展。我希望同樣取得進展的，還有全球的衛生政策，要緩解疫苗民族主義帶來的破壞性緊張，因為在後疫情時代，發展中國家遠不如發達國家安全。但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我們有科學家在做這件事。你之前問，我們是否有做這件事的意願，這會成為後疫情時代的終極考驗。

周柳建成：

最後我想回到您的角色，很多人都記得您，曾經是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長期擔任它的首席經濟學家，有遠大的抱負。很多人始終對技術和可持續發展的熱門話題感興趣。憑您的工作經驗來預卜的話，您認為25到50年後中美兩國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方面會達到什麼樣的水準？

斯蒂芬·羅奇：

我認為技術與生產力的交會是一個領域，作為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經濟學家、主席，以及現在作為學者，我已經研究了35年。在技術創新領域取得進展，並轉化為可衡量、可持續的生產力增長，這並非易事，特別是有氣候和疫情等外部因素介入的時候。很明顯，中國已經注意讓本國技術平台的技術引進，避開有可能下重手回擊自己國家，這取決於進口技術以什麼方式進入自主創新平台。自主創新是由中國自己的科學家、工程師和研究人員完成的，而不是通過有爭議的方式從別人那裡獲取創新。同樣，美國自己也必須加倍努力。在二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一直是創新和技術領域的領導者，但我們的研發投入不足，我們的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我們創建了非常強大的技術平台，它們正在推動全世界的生產力變革。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我們將來還有能力這樣做。所以我要再回到創新、技術和生產力的交會，特別是在這個全球供應鏈互通互連的世界上。未來幾年，兩國在推進這些領域的發展方面都面臨相當大的挑戰。

周柳建成：

顯然您很關心這個世界，關心世界現狀和其中的人性。我想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您想對生活在當今混亂的世界、且對未來充滿困惑的人們說什麼？只是作為斯蒂芬·羅奇，不是經濟學家，不是學者，您會對他們說什麼？

斯蒂芬·羅奇:

這是很貼心的問題，我想你從政客那裡得的簡單回答是，我們是韌性的種族。我們一次次地經歷這些，總是能恢復過來。看看經濟數據，封鎖期間迅速崩潰，重新開放後又強勁反彈。而我們要做的，不只是根據解禁後的反彈數據進行推算。當然，解禁後我們的數據會很強勁，但在充滿信心大談我們體制的內在復原力之前，我們還有很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復原力是努力獲得的，不是天生就有的。新冠疫情的教訓，氣候變化的教訓，讓發展中國家仍飽受貧困之苦的教訓，使強國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像印度這樣的潛在強國令人擔憂地提醒我們，大家需要做些什麼，來讓我們的系統在將來更有自我恢復能力，距此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一個仍然受着潛在破壞性不平等影響的世界裡，我們必須對復原力有長期和認真的考慮。

周柳建成：

斯蒂芬·羅奇，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非常感謝您的建議，我們會仔細傾聽。謝謝您如今還在為世界提供指導建議。

斯蒂芬·羅奇：

非常感謝，我很榮幸。

（為清楚起見，已對上述文字記錄稍作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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