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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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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越來越需要「太平洋共同體」

202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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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柳建成：

在本期“太平洋對話”節目中，我們迎來兩位引領我們理解全球事務的人物。北京方面，是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華盛頓方面，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榮休教授大衛·蘭普頓。我是周柳建成。有太多話題需要他們的參與，包括由他們牽頭的“太平洋共同體”倡議，以及對阿拉斯加對話的回顧。

我們就從阿拉斯加開始吧，它是兩國之間具有象徵意義的中間地點，2021年3月他們在那裡舉行了對話。這是一次內容非常廣泛的討論，但就你們二位而言最重要的體會是什麼呢？

王緝思：

我認為，阿拉斯加對話是拜登入主白宮後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首次高級別面對面會談，這本身就是重要的、積極的，因為它表明雙方都願意討論彼此面臨的艱難挑戰。我相信他們還討論了朝核、氣候變化等區域性和全球性問題，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不過，公眾的注意力大多放在了公開的爭辯上。我猜楊潔篪對安東尼·布林肯的那一長篇強硬回應是經過充分準備的，這很自然，因為布林肯提到新疆和香港，觸及了中國人的敏感話題。就在他們啟程前往阿拉斯加之前，華盛頓制裁了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國官員。楊的那番話在媒體上獲得數百萬中國公民點贊，所以這也是他個人的成功。楊和王毅的態度符合中國官方的立場，也符合公眾的心態。最近，習近平主席表示，中國現在可以抬起頭面對西方世界了，我認為這反映了一種新的外交風格，而且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持續下去。

大衛·蘭普頓：

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演戲，兩邊都有自己的聽眾。我想，美國人是說給他們海外盟友聽的。主要是，新一屆美國政府必須表明它在努力，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要有別於早前奧巴馬政府的政策，這也意味着在美國政壇的政治語言中，對中國會更強硬。楊潔篪發表長篇講話後，網上出現不少語氣強烈的反應。在某種程度上，這一開場發言加強了雙方彼此之間的壞印象。而這似乎告訴我，會晤結束時是不會有聯合聲明了。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要強調中美是部分競爭、部分合作的關係，那次會晤當中我們確實展示了競爭，但我沒看到有多少合作。

周柳建成：

喬·拜登在白宮首次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有一個總體目標。我不會因為這個目標批評他們。但他們的總體目標是成為世界領先的、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這在我任期內是不會發生的。”王教授，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王緝思：

當然，很多中國人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但如果我們只把中美關係看作一種權力遊戲，一種零和的權力遊戲，我們就有可能讓自己陷入麻煩。首先，中國在經濟、軍事、技術、教育等綜合實力上遠遠落後於美國。第二，中國的最終目標不應當是取代美國成為第一，而是在改善我們的生活水平、保護環境和提高教育水平方面做得更好。第三，我們應該進行和平、良性的競爭，看哪個國家在國內重建方面做得更好……而不是哪個國家在軍事上更佔優勢。

大衛·蘭普頓：

所以，我非常同意這個一般命題：優勢不僅是一個有害的目標，基本上也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因為就算全球化沒有別的，它也是讓其他國家擁有了實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安克雷奇會晤最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國人的出訪行程安排，他們去了日本和韓國。我不是批評，如果處在我們政府的位置上，我也會做同樣的事。但從某些方面看，這是在集合支持我們的隊伍，讓我們的盟友有信心。要是看一下安克雷奇會晤之後的日子，王毅外長是去桂林，會見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然後去了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我擔心的是，我不想說我們是處在某種冷戰當中，處在那種分成兩個陣營的世界裡，我們還不是，現在要複雜得多。就像我說的，沒有誰能主宰一切。但是，現在雙方都在世界各地努力營造組織，在競爭關係中拉大國作朋友。

周柳建成：

你們所在的北京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院都在倡導我們所說的“太平洋共同體”，這是受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啟發，是設想一個共同的事業，去力求創造必要的條件。為什麼在所有可以投入的計劃當中，你們選擇致力於做這種特殊的努力呢？

王緝思：

2016年以來，在董建華先生的鼓勵下，我和我的同事們在建立“太平洋共同體”這一戰略願景的基礎上，與蘭普頓和美方人士，特別是一些年輕的美國學者，一起開展了一個研究項目。我認為，看待這個問題有兩種方式。一種觀點可能是，除非中美緩和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否則區域共同體不可能達成。事實上，當我們開始這個項目的時候，中美兩國關係正在惡化，今天的情況甚至更糟。所以，要是我們坐等中美關係改善的話，我們現在恐怕還在等。

大衛·蘭普頓：

我認為，看待這個問題的另一種概念方式是，當美國和中國有自己的難題時，這些難題通常出現在中國的周邊，無論是朝鮮半島、日本，還是在東南亞。如果回顧冷戰，你會發現冷戰中的大規模衝突大多發生在亞洲和中國周邊地區。我認為，建立一個共同體的想法，特別是其他國家，尤其東南亞國家，是它們真的不希望看到美國和中國發生衝突。所以，它們多少在起平衡的作用。我想，它們總體上會推動這個體系朝着緩和、合作和關注經濟雙贏問題的方向發展。我不想說亞洲其他國家應當是美中兩國的“婚姻顧問”，但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我的意思。

周柳建成：

我很喜歡“婚姻顧問”這個比喻。蘭普頓教授，當世界蜷縮、封閉起來的時候，您出版了關於中美與東南亞關係的新書。您認為“太平洋共同體”倡議會接納更多國家嗎？會不會採取比如國家會員俱樂部的形式呢？

大衛·蘭普頓：

我想人們可以看看歐盟，特別是英國脫歐前的歐盟。我認為亞洲內部的差異遠遠超過歐洲，亞洲地區更加多樣化，整個亞洲在文化和宗教上存在着很大的差異。東北亞與東南亞就非常不同。所以，我並不期待這個“共同體”會像我們傳統上認為的歐盟那樣緊密聯結。但我認為，東盟這些年越來越成功，它是按協商一致原則運作的。

王緝思：

當我們用美國的術語討論亞太——現在是印太——地區的時候，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包括哪些國家。不像歐洲，對歐洲，你多少能分清歐洲國家和非歐洲國家的區別。但說到亞洲，有印度，甚至有澳大利亞，有毗鄰太平洋的加拿大。所以我們必須考慮的一件事是，亞洲是什麼？什麼是亞太或印太？

周柳建成：

中美關係未來的狀態顯然是全球關注的問題。氣候變化被認為是讓人有強烈興趣去挽救和恢復這一關係的領域。這種務實合作的方法是否非常接近亨利·基辛格博士等人的構想，即用共同目標的細化來取代戰略不安？

大衛·蘭普頓：

我認為，美國對前國務卿約翰·克里的任命是非常可靠的。他對這個話題感興趣，也認識所有的參與者。坦率說，我不知道中方的具體陣容，但解振華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政府的氣候變化負責人，我認為他是可信的。很明顯，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性的、事關生存的威脅，沒有美國和中國，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我想說還應該有印度。這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可行的。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和中國都有好的人選。

王緝思：

當然，氣候變化對中美合作至關重要，但還不夠。即使討論氣候變化的時候，我們也有國內政治問題要考慮。特朗普和其他共和黨人對此不感興趣，甚至反對將氣候變化作為全球合作的一部分。在中國，公眾對這個問題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所以中國抓緊時間制定了一個公開計劃，要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峰，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計劃。但縱觀整個社會的話，我們還需要做更多工作來審視形勢。除了氣候變化，我們還有其他環境問題要考慮。

周柳建成：

我只願早日達成“太平洋共同體”倡議。你們這項工作涉及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它的時間表和範圍是否因為當前的疫情而有所改變呢？

大衛·蘭普頓：

我認為，疫情使共同體這一想法和跨國組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證自明地有必要。我的意思是，看看世衛組織和對流行病信息的需求吧，我想隨着問題越來越具有全球規模，越來越具有專業性，用共同體方式解決問題的觀點會越來越有力，而不是相反。

王緝思：

今天上午，我聽到中美相互指責對方是疫情源頭的新聞。這是政治化，我不希望發生這種事。

大衛·蘭普頓：

政治家和外交官們應該着手解決這個問題。流行病學家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就事實進行辯論。但我們不該只是無法在源頭問題上看法完全一致，就阻礙在眾所周知問題上的合作。

周柳建成：

北京大學的王緝思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大衛·蘭普森教授，非常感謝你們抽出時間，分享你們的專業能力和洞察力。

（為清楚起見，已對上述文字記錄稍作編輯）

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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