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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的對華政策無益於美國民眾

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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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安妮·克魯格最近指出,在連續四年以慣用手法欺凌中國之後,特朗普的貿易戰已是“一場給中美兩國都造成損害的失敗”。

與克魯格一樣,許多進步民主黨人和有全球視野的共和黨人都希望重啟美中關係。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的外交政策演講令人非常失望的原因。

往少里說,拜登換湯不換藥的蓬佩奧-特朗普式對華願景是為管制貿易尋找借口。往壞里說,則是這種做法是尋求用地緣政治來取代商業成功。

與美國的技術領袖作對

布林肯在2月初稱讚特朗普總統,認為他“對中國採取更強硬態度是對的”。不言而喻,他的假設是貿易戰已經取得成功,貿易戰符合美國民眾和企業的利益。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正如克魯格和大多數經濟學家所得出的結論,特朗普的貿易戰不僅傷害了雙方的夥伴關係,還導致美國的貿易逆差飆升至創紀錄的高度。

單邊的關稅戰解決不了美國國內和多邊的脆弱性問題。也許這是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選擇更強大武器的原因,但這些武器會讓糟糕的現狀變得更糟。

2月底,美國表示打算繼續推進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法規,為的是“確保”IT供應鏈的安全。特朗普今年1月提出的這項臨時規定,將允許美國商務部監督包括中國在內的政府間交易。這其實是為和平時期將全球IT生態系統武器化的奇怪做法找借口。

可以理解的是,美國的科技巨頭們反對這項規定,並警告拜登政府它將給美國經濟造成損害。“據商務部自己的估計,”IBM法規事務副總裁克里斯托弗·帕迪拉說,“這項規定將使包括無數小企業在內的數百萬美國公司新增幾十億美元的合規成本。”

為什麼布林肯要推行這個不利於美國企業利益的“規模龐大、過於寬泛、損害經濟”的規則呢?簡單回答就是,他的目標由新保守主義的地緣政治決定,而不是取決於美國的利益。

阻擋中國科技趕超的步伐

當布林肯開始兜售特朗普的臨時規定,就說明拜登政府與五角大樓和硅谷的合作是並行的。埃里克·施密特的活動即為例證。埃里克·施密特是前谷歌首席執行官(2001-2011年)、Alphabet公司執行董事長(2015-2017年),也是奧巴馬、克林頓和拜登的競選金主。

施密特曾擔任美國國防部顧問委員會負責人(2016-2020年),該委員會的目標是連繫硅谷與五角大樓。之後,他領導了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2019-2021年),目前他的政府工作還包括創建一所軍事技術學院。

當布林肯開始推進他新舊混雜的“蓬佩奧-特朗普-拜登”中國願景時,施密特向拜登總統和國會提交了他的建議。他指出:“美國及其盟友應該對高端半導體生產設備實施有針對性的出口管制……以保護現有的技術優勢,延緩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發展。”

與中國搞的貿易競爭不同,該建議的目的是將人工智能產業武器化。這種做法為科學界所厭惡,但新保守主義者卻認為它對於美國的單極軍事優勢至關重要。在這些努力中,“國家安全”被利用,以抵消多年來美國技術競爭力相對中國、歐洲、日本和韓國等對手的衰落。

由於人工智能需要5G平台,而這些平台是中國科技巨頭(尤其是華為)開拓並打開商業市場的,因此,美國國務院試圖遏制華為和中國的技術進步,特別是遏制中國的新生半導體產業。

決策者如何危害美國半導體產業的未來

上世紀80年代,美國科技巨頭曾迫使里根政府對日本的競爭開戰。如今,特朗普-拜登政府則推動不那麼情願的美國半導體巨頭同中國開戰。隨着對半導體的需求向亞洲轉移,以及產業活動的分散,生產已經實現了全球化。這給美國半導體產業帶來財富,也為發達亞洲(台灣、韓國)和新興亞洲(中國)的新生產商提供了新的機會。

與之相反,蓬佩奧-布林肯的願景卻是通過強制性將生產重新集中到美國,來扭轉歷史的進程。事實上,衡量成功的新標準不再是經濟效益,而是對美國單極霸權的地緣政治效忠,其代價是犧牲正常的商業競爭和消費者福利。所以,特朗普-拜登政府要違背美國半導體領軍企業的意願,而將它們拖入一場貿易戰。

政策災難始於2018年7月,當時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半導體徵收25%的關稅,給美國的產業造成了重大傷害。而且關稅未能奏效,因為華為等公司繞過美國供貨商,從台灣和韓國購買半導體。隨之,特朗普的政策制定者們踐踏既定商業慣例,對全球半導體生態系統實施美國的出口管制,同時威脅切斷美國公司給台灣和韓國企業的專用設備與軟件。

用勒索取代商業策略,用欺凌取代商業慣例,這開創了扭曲的先例。更糟的是,正如分析人士乍得·鮑恩所說,這種有爭議的武器化做法結果是“法律上很複雜,並可能伴隨大量的意外後果”。所以,最新的努力是利用一個美中半導體工作組,來緩解行業的緊張局面。

看來道德風險並沒有被忽視。

外交政策並不服務於美國民眾

2016年,當施密特開始他在國防部的工作時,谷歌與五角大樓簽署了號稱“Maven計劃”的人工智能項目合同,內容是分析無人機視頻。隨着對致命打擊的研究被公開,超過3000名谷歌員工對這項協議提出抗議。而靠着130億美元身家、風險投資公司(以及53億美元Alphabet股票),施密特在六家以上防務領域的初創企業投資了數百萬美元。

從2016年開始,國防部僱員針對施密特的第一樁投訴就引起人們對他存在利益衝突的擔憂。而在此之前,ProPublica就已經報道過這件事。過去五年里,谷歌、Alphabet、施密特、他的股票以及公司之間的關係已經含混不清,以至於一家聯邦法院令其交出相關記錄,這些記錄也許能說明他是否擴大了個人商業利益。

最近,對布林肯的指控也被提出來。從奧巴馬到拜登執政這段時間裡,布林肯與米歇爾·弗盧努瓦共同領導着WestExec顧問公司,後者是高調的克林頓派人物和軍事顧問。靠着國防工業、私人股本公司和對沖基金的大客戶,布林肯獲得了他的第一份百萬美元薪酬。而早在加入WestExec之前,弗盧努瓦作為一家智庫的負責人,年收入就已經超過45萬美元,這家智庫的資助者主要是防務承包商。

通過WestExec,上述二人都擔任過私人股本公司——松島資本的戰略合作夥伴。領導松島資本的是備受爭議的投資銀行家約翰·塞恩,此人曾讓美林蒙受損失。松島資本的合作夥伴與谷歌智庫Jigsaw和施密特創建的“Maven計劃”有合作關係,而施密特又通過自己的基金會Schmidt Futures聘用WestExec。

過去一年裡,一些美國媒體和進步民主黨人對WestExec負責人與松島資本顧問之間的潛在利益衝突提出質疑。然而,布林肯卻把他的願景描繪成為“為美國民眾服務的外交政策”。在他的建議中,施密特力主實行出口管制,以便將半導體供應鏈武器化。事實上,二者都不是服務於美國民眾或美國企業,甚至不是服務於五角大樓。但對於布林肯、施密特和某些防務承包商來說,每一項都有可能讓他們獲利。這些承包商從無休止的戰爭中得到好處,受懲罰的卻是美國企業和美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