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夏偉（Orville Schell）和謝淑麗（Susan Shirk）聯合主持，亞洲協會與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發表了專家組報告《美國對華政策：給新政府的建議》。這份報告耗時約兩年，在2017年2月這個時間點發表，目的是為特朗普政府提供指導。

蒂勒森並不了解美國對南海主權爭議的立場。作為一項政策，美國對南海領土爭議不持立場，並且數十年來從未持有過立場。如果蒂勒森有機會在未來訪問北京期間見到李先生，他可能會意識到在1946年派去收復這些島嶼的軍艦正是美國提供的。

唐納德·德朗普與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的電話交談在美國引起焦慮反應。華盛頓的動作將包括提出更多讓人不快的要求，而不是提出請求並進行穩重的外交。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意味着擁有最高優先權的是美國利益，而不是維持良好同盟關係。這將是華盛頓的東亞和歐洲合作夥伴面臨的一個重大變化。

特朗普親俄立場不是表面的，而是出自內心的。他在任內會放鬆並可能逐步取消對俄制裁，在一定程度上修好美俄關係，但美國把俄作為主要威脅的定性，把俄作為主要戰略對手的定位，把遏俄作為國家政策的戰略，是由美國的國家意志決定的，而不是由總統個人決定的。

唐納德·特朗普是一種令全球都猝不及防的政治現象。他的不可預測性和缺乏經驗可能導致意外事件的完美風暴，這必然將是他任期初期的一大特點。如何應對特朗普，中國將自己作出決定，而得體和精準將是中國確保不惡化兩國關係、守護現行世界體系的最好防禦武器。

如果特朗普執掌白宮後仍然劍走偏鋒，對華實施超強硬政策，將對中美關係產生破壞性影響。但中美關係攸關兩國前途命運，也攸關國際形勢全局走向，任何人都承擔不起破壞中美關係的責任與後果。

中國正在大步走向全球治理的中心舞台。但隨着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在2017年有可能從全球治理體系中後退，作為全球治理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國面臨著艱難的戰略選擇：是隨美國而舞，採取同樣的民族利己主義進行回應，還是反其道而行之，在美國撤退的領域為全球治理貢獻更多的公共物品？

現在越來越清楚，未來4年里，特朗普政府會全面出擊，破壞到目前為止維繫中美和平的大國關係準則。其結果可能不僅是不穩定，而且是走上通往戰爭之路。

中美俄三邊關係是當今國際政治中最為關鍵的一組三邊關係。能夠回到中、美、俄平等互利的相對穩定三邊關係，對誰而言都不是壞事。三邊關係會有合作，也一定會有競爭，但關鍵是要避免全面對抗。

哪裡在轉向呢？並不是奧巴馬政府的轉向亞洲，我說的是另一個轉向，它發生在候選人特朗普從候選人變成候任總統、再變成總統的時候。

日本連鎖酒店集團APA的CEO元谷外志雄最近因在旗下酒店房間擺放歷史修正主義著作遭到中國強烈批評。這一事件並非孤例，背後是近年來日本政治風向的轉變：保守勢力日趨壯大，自由派影響力江河日下。主導日本人戰爭記憶的集體觀念正從「自虐歷史觀」轉向「自尊歷史觀」，甚至「自誇歷史觀」。

權力轉換期往往多發衝突。美國應當借鑒大英帝國應對北美大陸崛起的激進民族主義大國的政策。在與曾經的殖民地爆發兩次戰爭之後，英國明智地選擇了和平。

特朗普上台，美國內政和外交會變得直接而明確，而中國會繼續穩步發展。新的力量平衡還沒有確立，中美關係進入新調整期，必然要有適應過程，磨擦可能性增大。

被一些人稱為「東方特朗普」的杜特爾特明確表示，他感受到美國新領導人的個人親和力。杜特爾特形容對方與自己志趣相投，是位強者和反建制的平民主義者。當然，萬一杜特爾特與特朗普這種善變且個性鮮明的人物之間起衝突，事情就會螺旋式失控，對這種可能性人們抱有合理的擔憂。但目前看，馬尼拉對重啟與美國這個頭號老友的外交關係是感到樂觀的。

在特朗普當選，或者習近平亮相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之前，兩個相互矛盾的解讀中國國際經濟及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框架就已經成型。其中一個來自日漸強硬的美國專家，另一個來自中國最高領導層。不過，承認甚至接受中國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的複雜性，才有可能讓新的有效接觸機遇取代不斷加劇的戰略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