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既不應該成為對手，也不可能成為盟友。其實，中美之間已表現出某種形式的夥伴特徵。結伴同行，惠及雙方，應當成為中美有效合作的形式和路徑。

本次上合峰會具有五大特色，它表明上合組織經歷了磨合期和考驗期，如今進入成熟期。

現在看來，隨着特朗普執政4年，中國將有大把機會繼續上升為全球大國。「一帶一路」提倡的「廣泛磋商、共同奉獻、共享利益」令人欣慰，而中國會不間斷地勇往直前地實施該倡議。此外，狂熱的民族主義和領導人的不受監督也許滋生過度的自信、大國沙文主義和剛愎自用，中國應警惕由此而來的危險。

美國應當歡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如前美國貿易代表和前世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所說，如果一個崛起的中國有助於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美國就應當鼓勵中國成為一個「利益攸關方」。並且，美國公司將有各種機會從「一帶一路」投資中獲益。

正當美國司法部特別檢察官就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競選團隊涉嫌通俄事件進行調查之時，美國主導的對俄制裁正在製造出一個更加獨斷、決意抗衡美國勢力的俄羅斯，同時迫使其轉向中國。

除雙方經濟互有所需的內生動力外，中歐走近還得益於特朗普上台後歐美分歧突出這一外部推力。李克強總理的歐洲之行拉近了中歐關係，雙方合作得到了進一步擴大，在應對全球挑戰等方面中歐更加堅定了原先達成的共同立場。

以下是董建華先生2017年6月12日在《南華早報》主辦的紀念香港回歸20周年論壇上的講話。從1997年7月1日到2005年3月，董建華先生曾擔任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

如果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與「自下而上」的革命相結合，因而擁有改變現狀的天然使命，日本的民族主義則與「自上而下」的明治維新及後來的帝國主義結合，成為了維護現狀的反革命壓迫勢力。日本的民族主義缺乏民眾自發性和大眾支持，因此對於「日本民族主義死灰復燃」的擔憂雖然可以理解，但很可能是一種張冠李戴的錯配。

無論是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峰會，還是西西里舉行的G7峰會，特朗普都沒有給傳統軍事和外交夥伴帶來凝聚力和感召力，相反他盡顯美國至上的利己主義，讓夥伴們大失所望。

在可預見的未來，特朗普政府將受制於特別檢察官的「通俄」調查。它會如何影響白宮與中國的關係呢？

政策制定者打算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應該記住，毛澤東的經驗在中國歷史上投下過長長的影子。他青年時代對美國的仰慕，以及後來對美中和解的期待，都被他對外國列強羞辱、入侵、瓜分中國的印象否定了，這導致他對美國極不信任。不管承不承認，這個始於法國凡爾賽宮的歷史文脈是中國與西方交往時的微妙參考框架。

如果「一帶一路」對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未來有什麼貢獻的話，那就是它蘊含機會，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使全球化成為一個更加平等持久地讓各國共享利益的進程。

人們期待，旨在管控南海爭端的半年一次的中菲南海問題雙邊磋商，將有助於在爭議海域早日達成地區行為準則。杜特爾特總統歡迎中國進入蘇祿海域幫助打擊海盜和海上武裝搶劫的表態，意味着雙方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有進行合作的可能。

特朗普總統的外交首訪地是反恐前線以及各種矛盾交叉混雜的中東地區。通過訪問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特朗普在中東地區下了一盤虛實相間的戰略布局之棋。

雖然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一度似乎將改變美俄中戰略三角關係，但目前三國關係仍大體和奧巴馬政府時期相似。如果你還記得曾上過的幾何課，我們現在面對的就是一個等腰三角形——中國位於頂部的中樞位置，與俄羅斯和美國的關係比俄美之間的關係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