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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選擇困難症

201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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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2018年作出的選擇不僅將塑造其21世紀的戰略走向,還將影響未來的世界和平與經濟繁榮。

第一個挑戰就是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美國在應對崛起的中國方面一直在丟分。它是應該像以往那樣接受中國,還是應該把中國看成對美國霸權地位構成挑戰的“修正主義大國”呢?

簡言之,中國是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還是合作夥伴?對美國來說這是重要的歷史性選擇,這絕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對於中國,美國內部一直存在着不同聲音,而當前的分歧比以往尤甚。一方面,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部的戰略報告和特朗普的國情咨文中,特朗普政府都把中國列為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是美國國家利益、美國經濟和價值體系的挑戰者。另一方面,許多美國外交政策專家和媒體評論人士,他們代表着東海岸建制派“接觸+遏制”的對華政策,這些人都在強烈批評特朗普對涉華問題的處理。

真正的危險在於,美國已經把中國當成了真正的敵人。這有可能把美國帶入修昔底德陷阱,雖然,每個人都知道美國迄今為止對中國採取的行動不過是舊式習慣使然,也就是習慣性地阻撓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大國,而不是存在什麼堅定的反華政策。

第二個挑戰對美國來說既是國內的,也是全球的,其形式是美國一手創造的“自由的國際秩序”日益土崩瓦解。馬丁·沃爾夫以典型英國式的輕描淡寫評論道,“自由的國際秩序如今生病了”。出任總統已經一年的特朗普一再抨擊體現自由國際秩序基本結構的全球治理、安全條約、貿易安排、開放市場和WTO、UNESCO等多邊機構,這給二戰結束後美國建立的治理體系帶來嚴重破壞。

今天,有效的全球治理已經變成奢侈品,維持世界秩序所需的全球公域變得日益艱難,使“治理的缺陷和混亂”成為常態,進而導致了更大的不確定性。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為顛覆自由秩序所做的一切始終得到美國藍領工人及同樣處在社會階梯低端的其他人士的支持,雖然精英和民主共和兩黨的建制派人士對此表示激烈反對。最後結果是,重要的決定更多地被政黨政治所劫持,社會分歧加劇,整個美國社會更加充滿敵意。

“美國優先”對美國人的吸引力,正如英國脫歐之於英國人。這讓許多人懷疑美國人是否能與持續的全球合作相協調,以維護當前國際體系,同時使之具有特朗普政府一直迫切尋找的國內合法性。

這一挑戰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有深遠的影響。美國會像以往那樣擁抱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還是拋棄一切為了自我滿足而另起爐灶?遺憾的是,在這個時代,美國不能像在“美國世紀”的時候那樣發號施令了。“美國時刻”已經一去不復返,雖然特朗普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希望它再度出現。

第三個挑戰是關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和華盛頓共識的日漸衰敗,以及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吸引力與日俱增,後者創造了經濟奇蹟,表現為中國政治穩定、經濟增長、社會充滿凝聚力。中國並未“出口”這一模式,因為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情況不同。但許多國家認為,中國的成功顯然提供了另一種路徑,去實現經濟繁榮,同時保留自身政治和文化傳統。這是毋庸質疑的。

還是讓歷史對此作出決定性評判吧。

美國正因為日益加劇的戰略焦慮而深感不安,因為它的“自由和基於規則的經濟體系”過去數十年來主宰着全球的經濟管理,而如今這一體系受到了中國的成就的挑戰。

在當今世界,重要的不僅僅是經濟、軍事力量等“硬實力”,同時還有構成文化親和力和經濟模式的軟實力。事實上,每個國家都必須讓國內條件適應不斷變化的全球現實,進而確定自身的發展模式,這是常識。在現實世界中“一刀切”是行不通的。

對個人來說,一個人顯然要終生學習,以適應他所生活的社會。對一個國家來說也是如此,無論國家是大是小,是貧是富。美國會否適應這個力量均衡發生改變,並且存在着多種經濟增長競爭模式的世界呢?這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也是超級大國美國面臨的兩難選擇。

為了建設更美好的未來,所有人都希望美國就這三個難題作出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