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特朗普政府經濟上向內轉，但美國仍有能力支配全球。不過，中國有越來越多機會分享全球領導力，如果美國認識不到美中關係是正和博弈的話，中國最終有可能憑藉全球領導力與創新在經濟上趕超。

特朗普決定退出《巴黎協定》進一步損傷了美國的信譽，損害了美國的軟實力。而美國「退約」雖然會給國際社會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帶來消極影響，但不會逆轉這個大勢。

近期宣布的美中貿易談判成果忽視了美中經濟關係中的關鍵結構性問題。雖然兩國達成了一項貿易協議，但兩國奉行兩種截然不同的資本主義這一重要觀點卻被忽視。為了真正推動美中兩國貿易發展，有必要就兩種資本主義模式的不同發展動能達成共識。

中國政府會繼續努力加強金融監管，但僅靠加強監管並不能解決中國的貨幣難題，從長遠看更不能保護中國經濟避開金融危機。為此，中國政府必須確定並鼓勵那些能夠支持實體經濟活動的金融創新。

中國政府擬大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合作。這一人口達6800萬、GDP達1.3萬億的充滿活力的城市群是中國的南方經濟支柱。中國政策制定者已意識到城市群對於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快速城市化壓力的價值，但他們同時必須減少其帶來的風險。

在華盛頓的明確反對下，英國、法國、德國及美國其他盟友2015年決定加入亞投行。一些人懷疑這是否意味着面對中國崛起，跨大西洋關係已經削弱。但從風險、再平衡和回報方面看，亞投行並不是一種美歐關係與中歐關係競爭的狀況。在考慮《巴黎協定》和歐洲行動時，如果要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選擇，這一案例也許有一定意義。

正如將東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低工資的中國所引發的良性經濟循環的意義遠不止資本積累一樣，中國和非洲的產能合作和轉移同樣可以實現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轉移工業產能和世界級基礎設施並不是批評者所說的新殖民主義，這將降低非洲交易成本。不過，海外的成功必須首先來自國內的成功。

美國國家、州和地方政府在和中國建立經濟關係方面都發揮着各自重要作用。當中國持續在全球為其新財富尋找投資目的地時，我們應當竭盡全力令美國成為吸引這種投資的經濟磁鐵，並為美國工人創造就業。

塑造、協調和穩定國內外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期望將使經濟政策的積極作用最大化，讓潛在的負面影響最小化。四年的成就和經驗清楚地表明，該倡議不僅承諾提供巨大的近期與長期商業機會，而且需要在把握每一個可用機會之間取得平衡，防範可能出現的風險。

特朗普政府的兩位重要閣員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和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3月宣布，中國中興通訊公司將支付美國制裁歷史上最大一筆刑事罰金。只要朝鮮問題仍是美國最重要的對華外交政策議題，針對中國公司的經濟制裁就會退居次席，以實現讓中國對朝鮮政權施壓的目標。

和七年前首次在耶魯開設「未來中國」課程時相比，羅奇認為如今的中國正變得更加關注外界，更加獨斷，更加以權力為中心。同時，中國看起來不再那麼致力於推動以私人消費和重組國企為重點的市場化改革議程。這是否會改變中國再平衡的最終結局目前仍難判斷。

賈里德·庫什納的庫什納公司鼓動中國投資者投資他的數個高端奢侈地產項目。作為回報，投資者將有資格申請EB-5簽證並移民美國。和總統關係親密的庫什納推銷這一聯邦簽證項目並直接獲益，引發了利益衝突的質疑。

「中國製造2025」有時被描述為守舊的、自上而下的重商主義行為及進口替代政策，但這種解讀忽略了中國在產業和金融政策上的積極嘗試。事實上，該實驗或許能為其他國家提供政策評估與創新的寶貴經驗教訓。

「一帶一路」開局良好，絲路基金的設立和亞投行工作卓有成效，國際認同不斷提高，但「一帶一路」建設周期長，投入資源巨大，需着眼長遠，各方消除不應有的疑慮，注意風險防範與應對。

近期美國和中國達成的貿易協議顯示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海湖莊園會晤開始產生具體成果。不過，交易性策略存在陷入僵局的風險，它需要更多基礎性協議的支撐，例如美中雙邊投資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