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遠來看，提升中美結構性合作潛力可以創造巨大的增長紅利，或許是雙方推動經貿問題解決的有效手段。它將使中美經貿合作真正步入「雙贏」的良性可持續發展軌道。

短期內，中美緊張關係加劇也許與外交政策有關，如對朝鮮的立場轉硬，或發生海上意外事件，又或者因為美國採取更具懲罰性的經濟措施。

中國國企改革的三個時期告訴人們，近40年的改革之路，特別是這5年的強力推進，核心就是如何使中國的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實現真正對接，這是基本的政策指向，完全不存在市場經濟改革的倒退。

2017年以來，在外貿出口明顯好於預期、工業企業補庫存以及房地產市場依然火熱等因素帶動下，中國經濟出現了企穩回升態勢。但是，融資難融資貴再次抬頭、民營投資乏力、補……

在北京經濟上似乎向內轉，強調國家控制，並懲罰外國投資者的時候，美國企業應該站出來，指明吸引外來投資具有顯而易見的經濟好處。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企業可以創造難得的就業機會，僱用中國的工人，這些人期待更好的生活，同時也會抗議期望的落空。

中國向知識經濟轉型，佔據全球價值鏈的中心位置，終將產生「改革紅利」。但這種轉變有多麼令人激動，就有多麼危險。從未有一個如此龐大的經濟體如此迅速地經歷這種影響深遠的變革。

美中全面經濟對話結束後，因貿易問題疏遠美國的不只中國和美國的北約盟友，還有它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夥伴加拿大和墨西哥。

王健林10億美元收購Dick Clark Productions的計劃因外匯管制因素而流產。過去一年，從中國向海外轉移資本的困難人盡皆知，這反映出政府減緩中國資本大肆收購國外房地產項目的政策意圖。遏制富裕階層在溫哥華和洛杉磯狂買房產是一回事，但阻止如大連萬達這樣的企業巨頭進行資本運作則是另外一回事。

漢堡峰會延續杭州共識，以發表首腦宣言的方式促進聯動發展，主張和平合作，最終獲得圓滿成功。其背後中國功不可沒。

長久以來，悲觀主義者一直不斷重複老錯誤，用看待本國經濟的方式看待中國經濟，把主要發達國家受到危機重創的結果強加給中國。這種做法過去是錯誤的，現在依舊是錯誤的。

中美加強經濟合作是正和博弈，可以實現雙贏。兩國經濟復蘇有助於增進雙方互信，加大達成最終協議的可能。理智，更重要的是自身利益，終將佔據上風，從而避免一場重大貿易戰的出現。

隨着泰國和亞洲大部分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更多遊客張開雙臂，該地區領導人和決策者必須採取措施，打造更可持續的旅遊產業，加快配套基礎設施建設。要確保旅遊業成為經濟增長的可持續驅動力，不斷支持即使最好的營銷活動也是遠遠不夠的。

福特、特斯拉兩家美國主要汽車製造商推進在中國的計劃，似乎直接挑釁總統特朗普把製造業崗位留在美國的聖戰。出人意料的是，兩家公司目前尚未受到政府的阻撓。

與一個持續擴張、日益開放的中國的貿易關係令外國領導者身處這樣一個境地，即與中國在投資和貿易領域進行官方接觸給人的印象，往好處說是為尋求共同戰略經濟利益的務實合作，往壞處說則是與之為伍。

仔細審視中國的減排計劃，可以看到更細微的圖景。中國重申了在2017年推出全球最大碳排放「總量控制與交易」市場的計劃。隨着中國努力兌現2030年之前達到碳排放峰值的巴黎協定承諾，預計這一全國性碳交易市場還會降低減排的成本。碳市場的成功甚至有可能讓中國提前實現上述目標，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後，這一點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