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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人為伍:中國全球影響力的利與弊

201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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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歷年數據。

國家支持的中國企業行為及中國和地方政府領導在對象國扮演的角色,是“中國資本本色”的兩個關鍵元素。這一稱謂包含了對中國資本流入——地產、教育、產業投資、研發、甚至政府宣傳運動——的不同反應,以及對中國參與對象國經濟運行內涵的不同反應,無論這種參與是真實存在還是想像出來的。

可以確定的是,憑藉國家在中國高度政治化經濟中扮演的主導型角色,以及中國投資、貿易和外國企業市場准入獲利日益增長的規模、重要性和意義,夥伴國的政治制度已經越來越多地捲入到這種互動態勢中來。

與一個持續擴張、日益開放的中國的貿易關係令外國領導者身處這樣一個境地,即與中國在投資和貿易領域進行官方接觸給人們的印象,往好處說是為尋求共同戰略經濟利益的務實合作,往壞處說則是與之為伍。

如果中國擁有一個正式的國對國接觸戰略,那麼中國國內國外的基礎設施服務必須支持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投資和國際貿易協定與國家密不可分,這種聯繫既可以通過國家對企業直接或間接的所有權實現,也可以通過中國共產黨將自身植入企業或將企業的成功與執政黨緊密掛鉤實現。

這通常會令對象國的高層領導成為中國高層領導的雙邊夥伴,而後者的作用從本質上來說是維護並提升中國共產黨的權力。近期的例子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英國進行的國事訪問,其間習近平夫婦與英國女王夫婦一同乘坐女王的金色馬車前往白金漢宮(以及習於2015年在英國議會發表的演講);習近平於2017年4月對唐納德·特朗普的莊園進行訪問;總理李克強於2017年3月對澳大利亞進行的訪問,以及習近平於2017年1月在達沃斯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和上周在德國漢堡召開的G20峰會上的露面。公司、政策制定者、中國研究者和公眾對中國政府及其領導人在這些雙邊交往和高規格會議中扮演的角色顯示出了極大興趣。

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向世人展示其政治領導力,從而在國內外形成了中國經濟友好外交大獲成功的印象,這種印象削弱了此前共產黨式友好外交的失敗。中國領導人與其他領導人一同出現在國際舞台,並為世界所接受,這營造出一種中國政治的成功感和全球商業經濟的領導力,它既有利於中國公眾外交,也有利於國內政治宣傳。實際上,中國的成功更多是在經濟決策過程中獲取好處。這在中國參與他國經濟政策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但這意味着這些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中國政權的某些做法,也就是中國政府那些依然會導致政治摩擦的行為和政策。

針對中國對外投資進化發展的反應各不相同,從學界對中國外國直接投資規模被媒體誇大其詞的蔑視,到其他國家關於中國投資對政治安全影響的深切擔憂,這些國家要麼正在試圖與中國建立更有價值的經貿紐帶,要麼已經嵌入了中國的雙邊投資貿易關係。

澳大利亞對中國在戰略行業投資的性質感到擔憂,這種擔憂在其否決澳洲電網收購案或其他並無太大戰略意義的收購案上表露無遺,例如中國收購基德曼公司4萬平方英里牧場。此外,還有圍繞據稱擁有中國軍方背景的嵐橋集團租賃達爾文港的風波。

2013年法國最大海運集團達飛海運與中國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簽署了4億歐元的戰略合作協議,後者收購了前者全資子公司Terminal Links49%的股份,從而幫助中國實際上擁有了對其全球港口的控股權。傳統觀點認為,美國對於這種合作的反應應該是負面的,正如阿聯酋迪拜港口世界公司2006年接管美國港口被拒。擁有邁阿密和休斯敦等港口,會降低運輸和集裝箱管理的交易成本,而與世界最大船運和集裝箱公司之一的運輸集團合作,也會抵銷或降低中國商船的風險。如果萬一發生針對中國商船的公海禁運,通過投資港口和船運公司,中國不僅可以分散大型國有企業的金融風險,同時還可以獲得港口運營控制權以及不同貿易線路的使用權。一方面,這些併購案反映出全球化進程、全球一體化及船運行業間的合作。另一方面,這些併購案也很可能引發相當大的政治反彈,如達爾文港案。鑒於中國對休斯敦和邁阿密的間接所有權,這要麼顯示出美國對市場進程控制的限度,要麼顯示出美國在這方面還有可待改善的空間。

然而,中國收購案通常被當作投資和開展地方及雙邊貿易的先行者而受到歡迎。例如,金融危機之後,由於政治阻力變小、就業下滑、物價下跌以及中國急於提升產業結構,歐洲各國與先前相比對中國投資的態度變得更加開放。雖然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依然被視為操之過急,但人民幣於2016年9月被納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這令中國政策制定者、國際關係智庫和政府大喜過望。

以上事件既顯示出部分政治和外交交易的不透明性,也顯示出這些交易極易造成並非單純與中國合作的印象。從政治層面上看,高層領導們開始歡迎中國領導層的展示方式,這暗示着外國對華信任度在某種程度上的轉變以及對華接觸的意願,雖然它們並未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明顯調整。在促進投資和貿易上,中國外交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不僅體現在簽署備忘錄、頻繁舉行貿易峰會和自由貿易協定等正式關係方面,還體現在政府首腦或部長等高級別官方會談上。

無疑,外國高層官員會歡迎中國政府官員、主要領導人和部長在支持中國的雙邊貿易、投資和其他資本流動等協議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如果一些企業極力避免讓部長出席重要協議簽署儀式,那將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然而,隨着政府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並在公共舞台上贏得信譽,這很可能逐漸成為常態。

本土和國際的政治經濟制度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密不可分。對於任何一份重要協議來說,政治干預都被視為必不可少的,因為協議可能會給與中國官員接觸的政客和企業帶來潛在利益,也可能給某些群體帶來潛在危害。當考慮與中國進行交易時,利益相關方必須把公眾和企業包括在內。這會令政治層與商業交易進一步靠攏,同時負起更多責任,而這需要專業的分析和信息,來平衡決策後果帶來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