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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 肖耿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金融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

中國的新數字紅利

201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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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40年里,中國已經從一個低工資供應商,變成全球價值鏈上與美、德並駕齊驅的三個最重要環節之一。儘管人們越來越擔心中國的公司債(目前接近GDP的170%),擔心它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但飛快的數字化將使中國經濟繼續實現價值鏈升級。

採取“對外開放”戰略近40年以來,中國提供了大量廉價土地和勞動力資源,這使它成為消費品生產大國。此後,隨着中國邁向中等收入國家,它本身也成為主要的消費市場。

2012年的時候,中國現在的領導人意識到,國家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中國經濟走到“劉易斯拐點”。在這一階段,剩餘勞動力供應將枯竭,工資開始上升。與此同時,“對外開放紅利”也幾乎窮盡,並遭遇全球性貿易保護壁壘。

中國仍可以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努力開拓新市場,但成本不菲。歸根到底,要想持續快速增長,需要進一步經濟改革,重點發展新技術,不斷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中國政府的“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顯示出它在致力於讓市場配置資源,降低營商成本。政府2015年提出“中國製造2025”和“互聯網+”,則展示了它讓中國製造業基礎進入互聯網時代的決心。這兩項規劃都旨在將人工智能、機械人和社交媒體融入生產過程,實現中國社會經濟的數字化。

2015年以來,中國在全球電子商務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網上購物佔零售總額的18%,相比之下美國只有8%。中國三大技術平台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的發展水平已經可與美國的亞馬遜、蘋果、Facebook、谷歌和Netflix等全球科技巨頭一爭高下。

而且,根據艾瑞諮詢,中國的移動支付已經達到5.5萬億美元,大約是美國的50倍。在中國多數城市,手機電子錢包應用程序已經取代現金,成為主要支付手段。

中國躍身數字時代得益於實體與數字技術的結合,以及新的商業模式。據布魯蓋爾研究所最近一項研究,中國的研發支出佔GDP比例已經超過歐盟,中國發表的科技論文數量如今與美國相仿,培養的自然科學和工程學博士比美國還多。此外,通過精簡信息交流和優化協調複雜任務,中國社交媒體應用程序“微信”貢獻了人們從前難以想像的增益,2017年第一季度它的用戶多達9.38億。

波士頓諮詢公司認為,中國電子商務平台商業模式的演變與西方不同,它們對中國消費者購買力的激增和創新熱情作出了回應。隨着政府鼓勵嘗試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商業模式,中國企業正在顛覆傳統做法。這一切發生的如此之快,以至於政府現在也感到壓力,並通過採用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儘力追趕。

在中國,即使是中國製造的產品,價格也可能比美國高,而電子支付是降低經營交易成本的一個關鍵因素,因為它提高了零售部門效率。但欺詐行為的出現和一些P2P平台的失敗,說明必須有更嚴格的規管來維持系統穩定。

隨着更多的活動實現數字化,中國對全球價值鏈的融入也越來越體現在數字空間。中國生產商可以在國內一級使用3D打印、自動化、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應用程序,同時進軍全球市場,並從國外購入理念和技能。當今,生產和消費可以分成無數不同階段,但這也意味着新數字經濟的眾多成功將伴隨眾多失敗。

事實上,中國決策者未來將不得不面對各種“數字困境”。中國許多公用事業,如航空、鐵路、港口、電信,都是國有企業管理的單一產品實體。而新的科技巨頭則有多產品、全方位的渠道平台,橫跨所有部門,包括生產、配送、支付,以及越來越多的財富管理。

就像下圍棋,中國領導人必須在正確的地方、正確的時間並以協調的方式在全國謀局布子,也就是說,要變革國有企業的商業模式。對國企改革步伐緩慢的膚淺抱怨,忽視了國企與上市數碼科技巨頭之間出現生產力競爭這一戰略性挑戰。

國有企業經理完全可以爭辯說,繁冗的規定使他們處於競爭劣勢,而科技巨頭們卻在享用國管電信、運輸和金融渠道的免費午餐。科技巨頭們則認為,如果它們能更快進入低效的生產和分配領域,尤其是移動支付領域,那麼生產率會加速增長。

另一個困境是,數字化對消費者有利,但可能不利於就業和社會穩定。在“數字中國”一定會有贏家,有輸家,但被取代的工人越早適應新現實,社會體系就越健康。

中國向知識經濟轉型,佔據全球價值鏈的中心位置,最終會產生“改革紅利”。但這種轉變有多麼令人激動,就有多麼危險。從未有一個如此龐大的經濟體如此迅速地經歷這種影響深遠的變革。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China's New Digital Dividend》(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