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國大選後硅谷科技右翼崛起，與特朗普政府形成「科技-政治複合體」。其以技術加速主義、技術民族主義為核心，推動放鬆科技監管、軍民融合及對華技術封鎖，意圖重塑美國科技治理與全球競爭規則。

中美之間的每一輪關稅、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都伴隨着更多鞏固兩國經濟紐帶的投資。資本並未退縮，而是通過與兩個超級大國均保持有效關係的第三國進行重新布局。

聯合國機構多中心布局已成現實，但東亞地區仍缺少綜合性戰略樞紐。可通過「試點先行」「制度融合」兩步走路徑，依託東亞創新與市場優勢打造新型治理節點，從而推動聯合國構建更均衡、高效、適配多極化格局的全球治理架構。

在地緣政治動蕩加劇和全球分裂的當下，中國擁抱消費主導模式不僅關乎經濟再平衡，更是為了讓增長更牢固地立足於國內。強勁的內需能在一定程度上抵禦外部衝擊，再加上成熟的資本市場，將極大提升經濟自主性。

中國的成功全靠狡詐、失信與欺騙的說法不僅是自欺欺人的謊言，更煽動西方民眾的好戰情緒，因此極具危險性。

中國的稀土出口管制暴露了日本長期以來的資源依賴，促使東京推動深海採礦以實現稀土自給自足。然而，鑒於高昂的成本、技術瓶頸以及中國在稀土精鍊領域的持續主導地位，南鳥島項目看似產業布局，實則更多是一場政治表態。

以中國的迅猛進步為標誌，人工智能與機械人技術的飛速發展正推動一場「機械人革命」，它將重塑就業、生產與全球力量格局。在人形機械人研發領域領先的國家，有望獲得巨大的經濟與戰略優勢。

中國正將香港打造為全球黃金交易中心，以拓展其在黃金市場的作用，鞏固香港的金融地位，並逐步擴大人民幣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使用。這一轉變有望推動形成一個更趨多極化的黃金市場，與現有西方金融中心共存而非取代。

特朗普政府依據「301條款」對16個主要貿易夥伴發起單邊批量調查，是美國單邊主義與貿易霸權的極端升級，嚴重衝擊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此舉違背國際法承諾與世貿規則，架空爭端解決機制，助長保護主義，引發全球貿易反制與格局分裂，加劇產業鏈地緣政治化。同時，調查破壞全球產業鏈分工邏輯，推高全球通脹，增加供應鏈斷裂風險，拖累世界經濟復蘇。

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曾直言，市場走勢與彈藥供給，共同決定着特朗普對伊動武的進程。市場波動直接牽動着美國國內的經濟與民眾政治支持，彈藥告急則從軍事層面限制着作戰的規模與時長。兩者相互作用，共同定義着美伊衝突的發展走向。

最高法院針對特朗普關稅政策的裁決，或許只會改變美國貿易政策的法律表象，並讓美國進口出現短暫激增。但它不太可能降低美國貿易壁壘的整體水平，也幾乎不會顯著改變其針對不同國家的關稅結構。

最高法院裁決並未顛覆特朗普關稅政策。但中美議程應突出世界兩大人工智能強國在人工智能及其他前沿技術領域的合作，任何新關稅都不應列入議程。

經驗表明，隨着經濟體人均實際GDP的增長，它的經濟增長率是會下降的，中國也不例外。不過，目前中國的人均實際GDP為14197美元，經濟年增幅仍可達5%至6%。預計2026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值和實際增速都是「5%左右」。

2026年以來，歐盟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明顯提速，尤其與印度和南方共同市場的兩場重大談判相繼取得突破性進展，標誌着歐盟全球貿易戰略進入實質性重塑期。

「可負擔性」政策成為特朗普爭奪選民支持的關鍵抓手。這些政策的潛在風險和長期負面影響同樣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