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政策作為核心舉措，與通脹走勢、財政收支以及製造業迴流目標緊密相連，成為評判特朗普經濟政策成敗的關鍵。

中美兩國在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加強網絡安全和確保全球穩定方面擁有共同利益。未來形勢將更多取決於價值觀和治理，而非技術。

美債與美元走勢的「異象」既是全球對「信用美元」或「債務美元」模式再評估的結果，也是對美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再評估的結果。如果美國不能恢復財政健康，那麼美元霸權的轉折時刻很有可能會到來。

在特朗普的認知維度內，金磚國家等同於「反美同盟」，金磚國家「去美元化」更是特朗普無法容忍踩踏的紅線。在此背景下，金磚貨幣的誕生進程將漫長且充滿荊棘。

中國宣布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是一次高度策略性的政策宣示。它既是為應對外部壓力與推動世貿組織改革作出的戰略性讓步，也是配合國內高質量發展與對外開放的一次制度性調整。

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已經影響其全球貿易夥伴，尤其是歐洲。就中國貿易前景而言，它的「反內卷」能告訴世界什麼？

中美正陷入一場新的「制高點之戰」，其核心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芯片、人工智能和機械人等關鍵技術的控制權。在這些領域，美國仍保持主要優勢，但中國的國家主導+民間創業混合模式賦予它強大動力，如果美國投資不足或誤判競爭形勢，就有可能失去優勢。

白宮宣布加征關稅以來，美國關稅一直是全球貿易討論的焦點，但清晰連貫的推進路徑尚未出現。在歷史性的最初幾個月里，這項激進貿易政策對美國的亞洲地位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自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優先」戰略逐步成為特朗普外交與經濟政策的核心邏輯。這一戰略不僅挑戰傳統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還重構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關係，並將對未來全球戰略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的產業政策，包括「去美國化」計劃和大規模國家投資，確保了其在傳統芯片領域的主導地位，而且減少了對美國技術的依賴。華為等中國企業仍然依賴美國的AI芯片，但它們正在迅速開發具有競爭力的替代產品，對美國芯片製造商構成威脅。

特朗普時代的「戰爭與和平」邏輯，是把國際衝突視作可以按價格談判的資產，繞過中間環節，用強勢領導人之間的直接交易來壓縮解決時間，以便在任期內取得成果。短期內這或許能帶來一系列看似顯赫的外交成績單，但長期看其可持續性仍然充滿不確定。

以制度領先、技術創新和內外協同為基礎，打造面向全球的新型合規穩定幣平台，既是香港轉型升級的重要機遇，也是中國金融開放和貨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

對最貧窮國家的高額懲罰可能破壞這些脆弱經濟體的穩定，剝奪數千萬貧困人口的生計。特朗普的關稅不僅不合理，而且不道德。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歐盟推進「經濟優先」的實踐仍然面臨不少挑戰，其對美國的策略性妥協也在不斷侵蝕自身的經濟獨立性。

2025年7月，美國和中國發佈了面向全球的國家AI戰略：美國將AI輸出與政治立場掛鉤，中國則主張以更少的條件推動開放合作。這種截然不同的做法反映了更廣泛的政治分歧，並可能讓中國在全球AI影響力方面佔據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