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時代的「戰爭與和平」邏輯，是把國際衝突視作可以按價格談判的資產，繞過中間環節，用強勢領導人之間的直接交易來壓縮解決時間，以便在任期內取得成果。短期內這或許能帶來一系列看似顯赫的外交成績單，但長期看其可持續性仍然充滿不確定。

以制度領先、技術創新和內外協同為基礎，打造面向全球的新型合規穩定幣平台，既是香港轉型升級的重要機遇，也是中國金融開放和貨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

對最貧窮國家的高額懲罰可能破壞這些脆弱經濟體的穩定，剝奪數千萬貧困人口的生計。特朗普的關稅不僅不合理，而且不道德。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歐盟推進「經濟優先」的實踐仍然面臨不少挑戰，其對美國的策略性妥協也在不斷侵蝕自身的經濟獨立性。

2025年7月，美國和中國發佈了面向全球的國家AI戰略：美國將AI輸出與政治立場掛鉤，中國則主張以更少的條件推動開放合作。這種截然不同的做法反映了更廣泛的政治分歧，並可能讓中國在全球AI影響力方面佔據優勢。

特朗普第二屆政府上任後美國關稅不斷升級，這種通過徵收高額定向關稅並迫使亞洲經濟體投資美國製造業的做法正在重塑全球供應鏈。隨着製造業從中國及其鄰國流出，墨西哥等國家可能受益，印度則面臨被落在後面的風險。

特朗普總統強烈反對全球化，聲稱全球化造成美國巨額逆差、就業崗位流失、製造業外流和中產階級收入下降。但數十年來美國經濟和技術的強勁增長，恰恰是全球化的結果。

新法案允許用美國國債支持所謂「穩定幣」的發行，從而人為製造出一種槓桿循環，而這可能威脅美國乃至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

美國意在迫使中國讓步，但未能奏效，只是激勵中國與其他貿易夥伴接觸，並通過本土技術研發變得更加獨立自主。

如果美國能靈活應對並重視與貿易夥伴達成共識，它或許能鞏固其經濟主導地位。否則，持續的高關稅可能加劇全球貿易碎片化，並對美國的長期影響力構成挑戰。

協議的最大意義是為歐盟贏得3–6個月的戰術喘息，而非戰略性和解。只要歐盟仍把「戰略自主」作為長期目標，而美國繼續以「交易式多邊主義」取代規則式多邊主義，雙方圍繞市場准入、產業補貼等議題的新摩擦就隨時可能爆發。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保護主義策略理論上是為美國創造貿易優勢並排擠中國，但又認為世界仍需要美國的消費者。貿易戰期間各種新關係的形成可能意味着美國受到冷落。

中國首次在開發國內技術上押下高風險賭注，是在2018年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時，這並不是穩贏的。但隨着美國試圖將中國逼入絕境，幾乎沒人認為中國還有其他出路。

因「大而美」法案而與特朗普公開決裂後，埃隆·馬斯克創立了美國黨，試圖挑戰美國的兩黨制。他的對華立場不斷變化，加劇了戰略層面的模糊性，但在兩極分化和僵局持續的時代，該黨的出現是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一次壓力測試。

歐盟領導人宣稱的供應自主權聽上去很棒，但經不起仔細審視。事實或許是，中國已經憑着對稀有金屬出口的掌控贏了這場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