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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中國高質量增長與發展

2024-05-10

新冠疫情後中國經濟緩慢發展,於是西方批評人士迅速貶低中國的近期和長期增長前景。

上世紀50年代的蘇聯和80年代的日本的增長前景被誇大,當前中國的前景同樣被過分誇大。隨着由過度資本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碰壁,中國經濟中期增長將不可避免地回到2%至3%的水平。此外,長期增長放緩,再加上房地產業崩潰,讓人懷疑中國會像日本一樣走向通縮式停滯,陷入“失去的十年”。本世紀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中國經濟可能無法超越美國,甚至在經濟總量方面都永遠無法超越美國。

這些可笑的預測都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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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中國不是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當時,日本經濟十分發達,城市化程度很高,人均收入已接近美國,而且其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的估值及隨後的大幅下跌規模都超過現在的中國。相比之下,中國剛剛開始邁向發達經濟,其人均收入僅為美國的1/5,這表明生產效率驅動的增長空間仍然廣闊。中國城市化率比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低15個百分點,預計2億中國農村人口將遷移到二線和三線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此外,中國資產價格下跌,但幾乎沒有減少中國家庭的財富(儘管它讓中國人意識到房地產市場不再是單向賭注)。

當前的中國經濟更應與20世紀90年代的韓國比較。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韓國的人均收入與美國相比接近今天中國的數字。韓國經濟和今天的中國經濟一樣,過度依賴投資,總需求不足,結構性失衡。在接下來的30年里,韓國轉向更以生產效率為主導、以消費和服務為導向的增長模式,GDP年均增長約4.5%。以現價美元計算,韓國的人均收入現在約為美國的一半(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1年美國為70219美元,韓國為35142美元)。今後25年,如果中國工人的生產效率達到今天韓國工人的水平——這是可以預見的,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兩倍。

中國的人口紅利或許已近枯竭,但隨着從國家到市場、從農村到城市的轉型,大量受抑制的增長潛力有待釋放。此外,中國的經濟增速(五年平均水平)仍是美國的兩到三倍,只略遜於之前改革開放30年大部分時間的水平。

無論如何,中國絕不能指望韓國的過去成為中國的未來。中國必須做得更好,重視增長和發展模式、以及財政框架和政府間(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結構性轉型。

中國依賴固定資產過度投資的模式必須更快地轉向以消費為中心、以服務業為驅動力的模式,從而與國內經濟再平衡和總需求管理相一致。東亞轉型經濟體的經驗,尤其是日本和韓國,並不完全是成功的。在中國,服務業在經濟增長和國內就業中所佔的比重達到70%,但該部門生產效率增長緩慢,限制了總工資,導致勞動力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縮小,加劇了不平等,並阻礙了投資消費再平衡。總需求缺口,通常是以信貸或資產價格泡沫來彌補,資產泡沫是當時金融自由化措施的副產品。

中國必須避免這種困境。它必須降低服務業的准入壁壘——目前,許多服務業由國有寡頭企業壟斷,同時,要防止監管過度。必須逐步全面取消戶口(戶口登記/居住證)限制,使戶口僅是一種居住登記制度,而不是獲得公共服務的決定因素。必須建立統一便利的社會保障網,同時改革養老金制度,逐步提高目前較低的退休年齡,以將數百萬“額外”勞動者納入勞動力隊伍。最重要的是,必須將家庭消費與住房脫鉤。住宅房地產建設的結構性放緩,加上稅收負擔從勞動收入轉向房地產和資本收益,將大大有助於宏觀經濟轉向更加平衡、可持續和以消費為中心的模式。

假以時日,樓市的動蕩將被視作因禍得福,激發新的增長動力,實現以消費為核心的增長。“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口號喊得再多,也無法實現這種增長。事實上,如果中國成為亞洲充滿活力的垂直一體化貿易和生產網絡的最終消費市場,人民幣將取代美元,成為該地區的首選貨幣。

至於財政框架和政府間(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改革,鑒於當前的增長模式已達到極限,中國的稅收結構必須擺脫對投資拉動型增長收入的依賴。此外,由於工業是主要收入來源,培育服務驅動型或者滿足消費者利益的經濟模式的動力相應減弱。稅收結構必須從間接稅轉向直接稅(就像發達經濟體一樣),稅基必須擴大,國家財政職能必須與信貸分配體系分離。

結構性財政赤字迫使地方政府從不透明的預算外機制籌集資金,這種情況也必須得到解決。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本質上是地方政府通過投資工具產生的商業債務。中國《預算法》的適用範圍不包括國家(這裡指的是地方政府)產生的商業債務,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市政企業債券違約的情況,表明此類債務享有國家的隱性擔保。此外,由於此類債務被視為企業債務,不納入地方預算和決算,因此也逃避了地方層面的審查。這種欺騙必須停止。這些債務必須記入政府預算,透明核算,並最終通過全面的中央與地方債務解決方案加以解決。

此外,必須允許地方政府享有可預測的稅收共享收入,並有權提高經常性財產稅等自有收入,擴大其獲得信貸以履行支出責任的渠道。當前基於土地的城市發展融資模式必須明確讓位於基於市政債券的融資模式。

隨着時間的推移,地方政府債務市場的動蕩將被視為因禍得福,既激勵又迫使中國政府制定新的政府間財政改革藍圖。歷史上,1994年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契約,即分稅制改革,消除了80年代財政承包制度的不正當激勵,創造了30年強勁的投資驅動型增長。今天的財政框架改革以及政府間關係改革,將刺激未來25年以消費為中心的增長。地方政府財政改革也將消除地方保護主義的根源,有利於建立更加統一的全國市場。

中國擁有足夠空間來擺脫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債務相關的不利因素(這些因素削弱了消費者信心),並升級其高質量發展的模式。黨的第二十屆三中全會預計將於今年晚些時候舉行。這通常是一場以經濟改革為重點的會議,為國家發展制定經濟議程,所以應該全面抓住這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