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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戰與產業政策

202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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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對中國徵收新關稅,標誌着瓦解“華盛頓共識”道路上的另一大里程碑。“華盛頓共識”作為一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強調自由貿易,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在全球佔據主導地位。但是如今,關稅顯然重新受到華盛頓政策制定者的歡迎。

此輪關稅的意義主要是象徵性和政治性的。它的經濟影響很大程度上可以忽略不計。但也有例外:它將有助於塑造全球電動汽車生產的未來。

首先,此輪關稅針對的是僅價值18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重點是電池、太陽能電池、芯片、電動汽車、鋼鐵和鋁、醫療用品和關鍵礦物。這相當於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的4%,與特朗普政府針對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相比,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因此,只有部分行業和最終用戶將受到影響。中國製造的醫療用品,包括注射器和個人防護設備等,在美國醫院的價格可能上漲。但大多數情況下,美國人不會大量使用新關稅涉及到的中國商品。

值得一提的例子是電動汽車行業,這是新關稅最突出的焦點。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將面臨大約100%的關稅,是目前水平(25%)的四倍。不過,美國幾乎不進口中國的電動汽車。只有兩種車型可能面臨這些關稅,其中之一由沃爾沃生產,而沃爾沃是一家擁有全球生產基地的公司。

因此,關稅對美國消費者的影響會很小。它對美國電動汽車製造商和用戶的影響也微乎其微。正如拜登政府明確表示的那樣,高關稅旨在防止未來中國低價電動汽車的大量湧入。

2024年初,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表示,中國的電動汽車非常先進且價格實惠,如果沒有貿易壁壘,“它們幾乎將摧毀世界上大多數的汽車公司”。新關稅是為保護美國工業採取的先發制人舉措,與其說是為了壓制對華貿易,不如說是為了阻止大量的中國產品進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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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普遍不贊成關稅。關稅像消費稅一樣,讓消費者承擔高昂的成本,同時使受到保護的國內製造商受益——其中大多數製造商以較高的價格生產低質量的商品。但保護“幼稚產業”,即處於發展早期階段的產業,被廣泛認為是徵收關稅的正當理由。

因此,從產業政策角度講,拜登的貿易政策有其合理性。新關稅旨在幫助美國培育大規模且有競爭力的清潔能源供應鏈。或者,換句話來說,美國政策制定者吸取了20世紀80年代的教訓,當時日本汽車製造商進入美國市場,把底特律的美國同行逼到角落裡。

儘管如此,拜登的新關稅主要還是政治行為。畢竟,今年是選舉年。正如拜登喜歡說的那樣,關稅是為了保護對國家安全和未來競爭力至關重要的戰略行業里的美國工人。但更重要的是,其目的是吸引銹帶各州的特朗普選民,其中幾個州對贏得11月份的選舉團選舉至關重要。

特朗普本人也曾宣稱,如果再次當選,他將大幅提高關稅。例如,對所有中國商品全面徵收60%的關稅。白宮沒有這麼做,是認為特朗普的這種做法會加劇通脹,並且在對抗中國方面太過火。這種觀點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如願實施,世界可能陷入20世紀30年代的貿易戰,沒有贏家。

拜登的做法顯然更加謹慎、更具戰略性。特朗普最初徵收的一些關稅甚至被排除在外,例如對太陽能電池板組件製造機械加征的關稅。美國的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需要最先進的機器,而這些機器是中國製造的。目前的關稅破壞了美國的一項產業政策目標,即在國內培育清潔能源供應鏈。

然而,這個例子也體現出拜登新征關稅的主要缺點,即產業政策目標受到政治因素的破壞。如果美國政策制定者真的決定發展清潔能源供應鏈,關稅應該平等地應用於所有原產國。

單獨打壓中國的做法,是將地緣政治競爭(及其國內政治訴求)置於產業政策目標之上。事實上,發展清潔能源供應鏈並不一味需要排斥其他國家的商品。拜登政府似乎明白這一點,它提供“胡蘿卜”,來激勵各個關鍵領域的投資和創新。

雖然比特朗普“全是大棒,沒有胡蘿卜”的做法要好,但拜登缺少重要的政策支撐。首先,美國消費者必須願意採用新的綠色技術,尤其是電動汽車。然而,儘管天然氣價格相對較高,購買趨勢卻相反,全國電動車充電網絡和“里程恐懼”仍是問題所在。此外還存在質量問題,尤其是市場領導者特斯拉的產品。電動車的轉售價值也非常低。沒有美國消費者的支持,任何與關稅並行的產業政策都將徒勞無功。

其次,美國的產業政策不僅要尋求維持技術領先地位,還必須追趕其他國家。例如,美國製造商在電池製造技術方面落後,而中國和韓國公司在這一領域處於領先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純粹基於來源國將中國企業排除在外,是沒有意義的。就像40年前燃油車行業的情況,如果美國能成功吸引汽車製造商在國內投資,大部分製造活動就會在國內進行,進而創造就業機會,創造競爭環境,並很快能採用全球最佳實踐和技術。

拜登的關稅必須與旨在提高電動車接受性甚至歡迎度的措施相結合。同樣重要的是,需要鼓勵最優秀的電動汽車製造商及其供應鏈合作夥伴在美國境內投資。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排除在外,否則,美國的供應鏈及其創新將處於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