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全要素生產率未見顯著提升。與此同時，新技術如人工智能、大數據和雲計算等的出現並未帶來預期的生產率提升，從而形成所謂的生產力悖論。這一現象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技術革命並未在全球範圍內產生預期的擴散效應，部分原因是逆全球化趨勢和大國競爭的加劇，尤其是中美之間的競爭。

技術麥卡錫主義是指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下，技術被賦予了更多的地緣政治對抗色彩，特別是在對華科技遏制方面。這一現象讓人聯想到冷戰時期麥卡錫主義對全球政治的影響，因此被稱為“技術麥卡錫主義”。美國將技術競爭放在中美競爭的核心位置，不斷加強對華技術出口管制和實體清單政策，試圖切斷中美之間的技術交流，導致兩國技術合作被競爭甚至對抗所取代。

技術麥卡錫主義的危害在於可能導致中美之間的技術脫鉤，形成兩個平行的技術體系，迫使其他國家在中美技術、標準之間做出選擇，加速科技領域的競爭和對抗，甚至滑入科技冷戰的局面。這不僅損害了技術作為人類共同福祉創造者的作用，還可能加劇中美關係的惡化。

在討論全球科技競爭和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是“金德爾伯格陷阱”。這一概念源自歷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的研究，他指出大國未能承擔起維護國際秩序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責任時，可能導致國際體系的不穩定和混亂。

當前，全球許多國家希望享受到技術的紅利，但如果沒有發達國家或主要大國之間的技術傳播擴散，就有可能出現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局面。這種分化可能導致全球科技治理的失效，進而引發金德爾伯格陷阱。在這種陷阱中，由於缺乏領導和合作，全球科技治理可能陷入混亂，地緣政治摩擦和衝突可能加劇。

美國作為全球的超級科技大國，在全球科技發展中如何承擔更多的公共責任，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是一個關鍵問題。然而，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可能導致美國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缺位，從而加劇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風險。

為了避免這一陷阱，中美等大國需要在科技領域劃定邊界，承認競爭的同時，管控競爭，確定國家安全的邊界。中美在科技領域的合作面對以下四種狀況：

高合作收益、低政治風險領域。這些領域通常涉及那些能夠共同創造人類福祉的問題，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以及應對全球疫情等。這些合作領域對雙方的安全成本最低，但帶來的合作收益最大。

低合作收益、低政治風險領域。在這些領域中，合作收益相對較低，但政治風險也較低。這些可能是政府之間更應該加強合作的領域，因為儘管合作收益不高，但兩國政府可以通過承擔公共責任和成本來為民眾創造一些合作收益，並為未來穩定中美關係、管控風險和競爭提供良好契機。

高合作收益、高政治風險領域。這些領域可能涉及前沿科技，如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能給兩國的商界和企業界帶來巨大商業利益。儘管存在高政治風險，但如果合作能夠覆蓋高風險所帶來的成本，企業可能願意推動這種合作。這需要在雙方管控安全邊界的前提下創造合作機會。

低合作收益、高政治風險領域：這些領域中合作難度較大，因為無論是企業還是公共組織或民間組織，都很難承擔高政治風險和低合作收益的成本，因為這種風險無法通過合作來彌補。

中美之間可以探討共同的相處之道，找到符合共同利益的合作框架。儘管短期可能面臨極度悲觀或嚴峻的形勢，但從長期來看，世界需要穩定秩序，中美在構建世界治理過程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通過合作降低風險、提高信任，可以管控中美之間的競爭，為穩定中美關係搭建良好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