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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國的經濟彈性

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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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又一次讓那些搓着手發負面牢騷的人看走了眼。經過連續6年減速,2017年中國實際GDP增長似乎緩慢回升,最新報道稱第二季度年化增長率為6.9%,超過2016年6.7%的增速,也遠高於國際預測人士的共識——僅僅幾個月前他們還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長接近6.5%,2018年則進一步放緩到6%。

我一直認為,只盯着新聞標題中的GDP數字,會忽視對中國經濟增長思考的更深層問題。這是因為,中國經濟正發生非同尋常的結構性轉變,以製造業為主導的生產者模式,正讓位給以日漸強大的服務業為主導的消費者模式。

某種程度上說,它意味着GDP構成的轉變,即從投資與出口的異常快速增長,轉變為國內私人消費的相對緩慢增長,而整體GDP增長的放緩既不可避免,也是合情合理的。有關中國經濟脆弱性的看法,必須放到這一背景下來考量。

這種爭論由來已久,我第一次有所察覺,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從泰國、印尼到韓國、台灣,人們普遍認為下一個會是中國。1998年10月《經濟學人》的封面文章寫得很全面,並生動地配了一幅圖:一艘中式帆船正被吸入強大的漩渦。

然而事實卻大相徑庭。當這場致命的區域性危機傳導塵埃落定後,中國經濟幾乎毫髮無損。1998-1999年,中國實際GDP增長暫時減緩至7.7%,但在接下來的10年里又重新提速到10.3%。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同樣表現出了彈性。面對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收縮,中國經濟在2008-2009年依然保持了年均9.4%的增速。與危機爆發之前的3年時間裡高達12.7%的不可持續泡沫性增長相比,這種下降不過是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連續30年增長10%的適度放緩。事實上,最近這場危機中,若不是中國的彈性發揮深層作用,2009年全球GDP不會只減少0.1%,而是大降1.3%,全球經濟活動會出現二戰後最嚴重的收縮。

對中國經濟的新一輪悲觀,主要集中於所謂的雙重阻力:去槓桿和相應的房地產市場緊縮。本質上說,也就是出現日本式的停滯。但西方的鏡頭再次失焦。與日本一樣,中國是高儲蓄經濟,聚積的債務主要都是欠自己的。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中國在避免可持續性問題方面比日本有更多緩衝餘地。

IMF估計,2017年中國的全國儲蓄率有望達到佔GDP的45%,遠高於日本的28%。日本的政府債務相當於GDP的239%,尚能避免主權債務危機,中國更加可以避免內爆,因為它有大得多的儲蓄緩衝,和小得多的主權債務負擔(相當於GDP的49%)。

毋庸置疑,中國的企業債問題越來越多。2016年底,非金融類債務與GDP之比估計已達157%(2008年底為102%)。負債增加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因此,勢在必行的國企改革成為未來幾年的重中之重。

此外,人們永遠有理由擔心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畢竟,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需要能負擔得起的住房。中國城市人口比例從1980年的不到20%,上升到2016年的56%以上,到2030年很可能達到70%,因此這絕不是一個小問題。

不過它也說明,與其他完全城市化的主要經濟體不同的是,中國房地產市場擁有來自需求側的支撐,因為未來10至15年內,城市人口仍有望保持每年1%到2%的增長。2005年以來,中國房價上漲近50%(原文如此),幾乎是全球標準的5倍(據國際清算銀行和IMF的全球房價表),所以,顯然有理由關注人們的承受能力。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要謹慎管理住房供給的增加,以滿足城市化需求,同時避免造成過度投機和危險的資產泡沫。

同時,2017年初強勁的周期性反彈為中國經濟提供了不小的助力。今年6月中國出口同比增長11.3%,這與受到危機後全球復蘇乏力負面影響的前幾年相比,形成了鮮明對照。同樣的,剔除通脹因素,2017年上半年中國零售總額年化增長10%,比6.9%的GDP增速高出約45%,說明家庭收入顯著增加,同時電子商務日益強勁(也許報道較少)。

長久以來,悲觀主義者一直用看待本國經濟的方式看待中國經濟,一再重複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史景遷多年前就啟發性警告過的老錯誤。他們普遍認為,給日本和美國帶來重創的資產泡沫,也會給中國造成同樣的威脅。而且,對於中國近年瘋狂的負債式增長,他們預計其結果也會與其他國家無異。

預測人士總是忍不住把主要發達國家受到危機重創的結果強加給中國。這種做法過去是錯誤的,現在依舊是錯誤的。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Deciphering China's Economic Resilience》(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