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程很大程度上只讓最富裕階層獲益。貨幣寬鬆政策未能刺激後危機時期的經濟體出現有意義的復蘇。全球經濟面臨陷入一連串危機的威脅。就像中國總理李克強所強調的，要化解這一切，答案是下決心進行結構性改革。

鑒於亞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可能，世界銀行和IMF的負責人明確表達了對亞投行的支持與合作願望。亞投行並不存在美日辯稱的一票否決問題，也並非缺少「高標準」，同樣也不存在對成員資格的限制，以及所謂的中國贏，美國輸。

美國反對亞投行是對全球國際關係發展趨勢的誤讀。亞投行不會挑戰現有金融機構，它是通過基礎設施開發，創建一種新的雙贏合作模式。中國表示亞投行的大門仍然向美國打開。

過去兩年，華盛頓一直遊說反對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而今，近50個國家加入或申請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丹•斯坦伯克認為，美國的反對反映了某種更深層挑戰，那就是調整美國例外論，適應世界經濟多極時代。

美國眼中的「匯率操縱」，或者不公平幣值低估，是很難從經濟角度來界定的概念，尤其對中國。中國對美國確實存在貿易順差，但正如傑弗里·弗蘭克爾所說，匯率本身對出口競爭力意義不大。

美國國會不能通過IMF改革議案是中國創建亞投行的原因之一。美國沒有處在這個新機構的中心，但仍有時間在國會培養共識，維護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同時滿足其他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有足夠生存與發展空間的要求。

2013年10月訪問印度尼西亞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建設新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距他訪問哈薩克斯坦時宣布建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僅僅隔了一個月。這兩項倡議，加上隨後2014年成立的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及同年秋天中國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人類發展構建了新範式。

中國《外國投資法》徵求的公眾意見來自外企、律師和決策者，儘管尚未最後完成，但它的趨勢是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外來投資和規範投資行為。潘曉明分析，該法的新內容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外資結構。

歐洲量化寬鬆政策導致人民幣匯率下降，但這種貶值是在中國央行審慎觀察和有意而為的情況下發生的，目的是測試歐洲量寬對中國經濟的實際影響。增加人民幣的彈性和國際化水平，將更好的防範人民幣的貶值。

為提高GDP含金量，使GDP增長速度更合理、更可持續，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成為必然。改革關鍵要素是增速放緩，製造業升級，城鄉差距縮小，資本輸出，中等收入消費階層壯大，新興業態與中小企業成為增長發動機。

2014年下半年以來，「新常態」成為中國的流行詞。在2014年11月10日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表示中國「新常態」的特點是增長較慢、經濟結構調整和創新驅動增長。

史劍道對衡量一國財富的方法，特別是按購買力平價（PPP）衡量國內生產總值（GDP）提出批評。這種方法導致IMF和世界銀行預測中國經濟將在2015年超過美國。

消息稱，中國經濟第二季度增長7.5%。章家敦在提出警告的同時表示，中國存在出現「明斯基時刻」（指資產價值崩潰，譯者注）的現實風險。他還認為，未來中國經濟很可能繼續擴張，但這不是積極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