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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育川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特朗普與美中貿易緊張

2016-11-23

抱怨不公平競爭往往能在政治上受歡迎,而中國常常是方便好用的靶子,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這一點曾經大加利用。如果問底特律甚至華盛頓的普通人,他很可能會說,美國貿易赤字和失業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人為操縱匯率。但是,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每個國家的經常賬戶餘額取決於國內,而不取決於它的貿易夥伴。就業增加或減少並不是什麼貿易問題。

困惑的原因是,中國是產品的最後總裝地,而運到美國的產品當中,零件部分是由其他亞洲國家生產的。這就使人很難分清究竟哪個國家應該對出口到美國的最終產品的主要價值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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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外資導向型工業化進程使它具備了全球性競爭力,而加入WTO讓它得以進入西方市場。到全球經濟衰退來臨時,中國的賬戶盈餘已經大漲,抵銷這一盈餘的是美國和歐盟的對外赤字。巨額對美貿易順差讓中國背上砸人飯碗、不公平競爭、讓工資增長緩慢的罵名,雖然它的大部分順差只是亞洲地區國家之間的“會計”轉移。

儘管如此,中國佔有美國貿易逆差最大部分這一事實,還是讓人們對北京為了競爭壓低人民幣的故事情節深信不疑。然而,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出現與中國的貿易順差並沒有直接關係。而且沒有什麼證據顯示過去10年人民幣低估對中國貿易順差起了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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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經常賬戶餘額佔全球GDP的百分比

以全球GDP佔比為參照的歷史數據清楚地說明,美中兩國的貿易餘額並沒有直接關係(見圖1)。上世紀90年代前後,美國的貿易問題開始嚴重,其經常賬戶赤字相對於全球GDP大幅上升,直到2007年左右升勢才開始放緩。而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在2004、2005年之前並不明顯。其實,中國順差增加的時候,美國的逆差情況剛好開始減緩。事實上,美國的巨額逆差在中國成為主要出口大國之前很久就已經出現,中國怎麼可能要為美國的貿易逆差負責呢?

貿易逆差往往是政府赤字財政過度以及/或者家庭消費超支的結果,過去20年美國經濟正好具備這兩個特點。在這種情況下,巨大的貿易逆差是不可避免的。國家看上去成為抵消貿易順差的主力,不過是偶然現象。

上世紀90年代,美國雙邊貿易逆差主要是對東亞較發達經濟體,特別是日本、韓國和台灣。2001年中國加入WTO,成為區域生產線的中心,此後逆差轉移到中國。圖2表明,在美國總的製成品進口中,來自東亞的製成品從上世紀90年代佔45%,下降到2014年佔20%左右。但它也反映出中國在全球裝配鏈最後一節佔有的份額越來越大。所以,美國貿易逆差與中國貿易順差的相關表象是誤導,它實際上是對整個東亞地區的逆差,因為許多高附加值零部件是在這一地區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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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美國的亞洲製成品進口組成

貿易緊張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認為中國的出口實力來自於它的匯率被人為低估。從1994年到2005年,中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固定在8.27。在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人民幣普遍被認為估值過高,而不是過低。

最終幫助中國創造出巨額貿易順差的,是它加入WTO之後能夠更輕鬆地進入西方市場。加入WTO刺激了中國對旨在提高生產力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勞動生產率因而飆升。是結構轉變,而不是低估的匯率,成為推升中國出口能力的主因。

即便中國匯率問題不再讓人關注,但在美國和歐洲,人們還是會強烈地認為製造業就業機會是輸給了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中產階層的收入是受到全球化的打擊。這使美國領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獲得批准的前景十分渺茫。

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的減少並不完全是一個中國問題。美國製造業工人的比例下降已有時日,1979年是製造業就業的高峰。直到本世紀初以前,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並未起飛,而美國就業崗位的減少早就開始了。

不過,使美國喪失製造業工作機會的力量,決非任何領導人或國家可以左右。技術進步,產業技術專長在全球轉移,可以獲得低成本勞動力,這些即使不發生在中國,也會發生在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其他國家,它使美國製造業就業機會的減少無可避免。這個過程可以放慢,但通過貿易壁壘或限制移民中止這一進程,最終會被證明是徒勞的,而其代價將是所有國家的經濟增長與福利下降,而且即使有更高的關稅,這些工作崗位也不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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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個過程看上去像是中國的問題呢?因為就在就業機會迅速並且大量喪失的時候,中國成為了東亞生產網絡的中心。隨着近來東亞地區貿易順差減少,失業模式發生了轉變。與眼下的流行觀點正相反,近來美國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實際上在增加。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也成為美國就業增長的一個主要動因。美國商務部估計,從2009年到2014年,美國因此創造出了大約35萬個就業機會。相反的是,中國製造業的勞動力一直在減少,現在他們的工資比越南高一倍,比孟加拉國高三倍。

然而現實情況是,美國和歐洲中產階級的“空心化”加劇了人們的挫敗感,對此,簡單強調全球化的所謂好處已經不足以安撫。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一無所得的輸家。正如許多人指出的那樣,政治制度必須找到辦法來處理當地的利益,同時不放棄全球化可能帶來的好處。中國這樣的國家必須在這一進程當中發揮作用,對自身結構轉型給西方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外部結果要更加敏感。

本文選自將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書《破解中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