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強調美中經濟合作互惠互利時，很多理論家往往忽視了結構性經濟問題帶來的競爭和不穩定因素。對新興市場和未開發資源的爭奪是對抗性的，它可能隨着經濟增長的放緩而加劇。

全球金融外匯市場的的低迷在美洲引起擔憂。中國把貿易與投資集中在「太平洋的美洲獅」國家將是明智的策略，有助於減少美中在該地區的緊張與猜忌。

匯率變動顯示美元堅挺，而不是人民幣疲軟。中美兩國和兩國經濟界應把關注點放在認清兩國的互補領域和產品上，尋求在互利基礎上可持續的穩定增長。

人民幣匯率保持長期穩定，期間雙向波動，對於維持金融資產價格，防範大規模資本外流，控制海外負債風險，降低債務融資成本和負擔，以及穩定經濟增長預期都是有利的。

每年5-7%的溫和經濟增長，意味着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中國增長模式的轉變。增長適度放緩是一種必要而健康的調整，有利於中國過渡到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增長軌道。但迎接積極的「新常態」的不是熱情，而是反對者的錯愕，因為他們寧願選擇舊的增長模式。

隨着中國允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市場化，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將加大。這種市場導向是西方國家一直以來所要求的，無論人民幣匯率是升是降，匯改都符合全球利益。

中國經濟、金融市場、地緣政治戰略和社會政策都在發生結構性變化，而最終的考驗，也許就在於處理這些事態間極為複雜的相互作用。中國領導層能勝任嗎？還是他們的胃口太大？

雖然將來的情況多少有點複雜，但無節制地預言「貨幣戰爭」重新爆發，美中再次陷入無可救藥的貿易爭吵，無疑是誇大之辭。一個小小的退步（8月11日人民幣貶值），有可能給亞洲經濟、貿易和金融的地區一體化帶來未來幾年甚至十年內的一次最大飛躍。

在人民幣貶值1.8%之後，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士發生了爭議：中國人民銀行此舉是為了進一步讓市場決定人民幣匯率，還是為了提振中國的出口？最大的可能是，中國政府希望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1月作出決定之前，讓人民幣匯率找到自己的底部。

華盛頓在TPP的最初目標也許是經濟，但最近的談判顯示該貿易協定已經成為美國重返亞洲的政治工具。它所尋求的是遏制中國，這對美國並無益處，註定會失敗。

貧富差距和債務負擔，使美國經濟增長仍低於其潛在水平。

美古關係的改善對中國有影響，但華盛頓和北京沒有必要在古巴和拉美進行戰略競爭，因為雙方在這一地區有共同的利益。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幫助亞洲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數十億美元，並對現有金融機構提出挑戰。陳天宗先生對這個新機構如何保證效率、嚴控環境並尊重地方權利提出了建議。

中國已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投資國和資本輸出國之一，正邁向由GDP到GNP、改變資本自由流動機制的新階段。因此，加快資本賬戶開放已勢在必行。

中巴經濟走廊是連接中國與波斯灣的捷徑，如果巴基斯坦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和治理透明化方面的表現有所改觀，該計劃中的巨大投資可以使南亞和中亞出現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