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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為首的G20必須扭轉全球化頹勢

2016-08-31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直到2008年秋天金融危機爆發。在經過主要發達經濟體長期停滯,以及主要新興經濟體增長減速之後,溫和的復蘇跡象又燃起國際觀察家們對全球化恢復活力的希望。

但如果中國杭州舉行的G20峰會沒有在廣泛的政策層面加以推動,那麼這些希望也只是一場白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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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貨幣刺激並未導致貿易與投資回升

在全球化鼎盛時期,“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DI)”是國際商品貿易晴雨表,是反映經濟增長前景的先行指數。該指數2008年5月攀升到了創紀錄的11793點。但隨着金融危機在西方發達國家蔓延,東方新興經濟體的國際貿易崩潰。僅僅過了半年,BDI已暴跌94%,跌至663點,創1986年以來最低。

中國和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決定通過G20的合作支持陷入困境的發達國家,為此,北美和歐洲大國承諾加快全球治理改革,同時實施了大規模財政刺激和寬鬆貨幣政策。這些措施促使BDI在2009年回升到4661點。但由於改革承諾被束之高閣,以及刺激政策到期,BDI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後於2011年初跌入1043點谷底。

這個十年的前半程,發達經濟體維持了表面穩定,但這只是靠着歷史性超低利率和大規模量化寬鬆。到今天,量化寬鬆措施已經突破12萬億美元,其中約10萬億美元進入負收益的全球債券市場。雷曼兄弟2008年倒閉以來,全球利率下調660次。有趣的是,BDI依然如故,沒有反映出以上巨大變化。今年2月,BDI跌到290的歷史低點,眼下在600點以上浮動,仍然是全球危機時的水平。

樂觀主義者認為,BDI並不能很好反映全球化水平,因為相對全球經濟一體化而言,它只是一個較佳的國際商品貿易指數。然而,有關全球貿易與投資的指標所預示的前景其實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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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貨幣刺激並未導致貿易與投資回升

全球化失色

1870年起,隨着運輸成本下降,資本和貿易流動很快成為現實。但第一輪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到1945年期間又退回到了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

二戰結束後,幸而有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貿易壁壘減少了,運輸成本持續下降。對外直接投資(FDI)和國際貿易重回1914年之前水平,西歐“輝煌的30年”經濟奇蹟和隨後日本的崛起推動了全球化發展。然而,第二輪全球化浪潮主要是發達國家受益,這是它們的“黃金時代”。

上世紀80年代以後,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製成品和服務闖入全球市場,它們自身也能吸引FDI。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到2008年全球衰退開始,本輪全球化在這期間達到了頂峰。即使全球危機爆發前,人們也已經相信,新興經濟大國已成為全球經濟的核心力量。所以,當衰退席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大國在推動全球經濟發展,避免了全球性蕭條的出現。

隨着G20內部合作減弱,世界經濟增長前景變得黯淡。全球性危機爆發前,全球投資飆升至近2萬億美元。然而儘管有新的統計、增長和生產力,全球FDI流動在2015年也升至1.7萬億美元,為金融危機以來最高,但仍然大大低於十年前創下的紀錄。而這有可能削弱投資需求,損害“可持續發展目標”前景,殃及抱負遠大的巴黎氣候變化協定。

遺憾的是,全球貿易狀況更加糟糕。去年發表的第18期《全球貿易預警報告》顯示,全球出口貿易量並非增長緩慢,而是在下降。製造業價格下降了近10%,全球出口價格(特別是由於G20某些經濟體對關鍵商品類別實施貿易限制)則比2011年時的峰值低20%左右。

與此同時,全球化的第三個支柱——全球性人口流動在發達地區減少,在發展中地區停滯。更糟的是,21世紀出現了戰後全球最大規模的人口流離失所。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2015年,由於戰爭和迫害,超過6500萬人離開了自己的家園。

以往,隨着經濟衰退結束,世界投資、貿易和人口流動會增長。但如今一切都不再如常。其結果是,今天的G20合作岌岌可危,全球經濟一體化站在了十字口路。

中國和G20的歷史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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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從2008年到2013年,隨着經濟發展驅動力從歐美轉向亞洲,亞洲新興經濟體為全球增添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整整一個德國。實際上,儘管中國經濟增長減速,過去三年亞洲仍然“生產”出了另一個德國。

2009年到2010年全球危機之後,全球GDP增長的一半要歸功中國,雖然當時中國的GDP不到全球的10%。當世界經濟最需要中國的時候,是5900億美元的龐大刺激計劃支持了中國的增長。這個計劃在幫助眾多發達、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維持運轉的同時,使中國背上了多年以後才能緩解的沉重債務負擔。

今天,中國仍佔全球GDP增長的25%,更接近它在世界經濟中的佔比水平。毋庸置疑,中國會為全球經濟增長做好份內之事,其宏大的、有可能推動世界多個地區工業化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證明。此外還有中國出資的金磚銀行,以及與主要發達國家掌控的多邊組織形成互補(不是取代)的亞投行。

不過,中國正在進行經濟調整和去槓桿,無法再做更多。現在該輪到主要發達經濟體和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施行結構改革了。這是應對經濟長期遲滯和人口老齡化之必需,也是G20將全球經濟一體化恢復到適當水平之必需。

7月初,G20部長達成降低全球貿易成本協議。協議重申減少貿易保護的承諾,確定了新的全球投資政策。有鑒於在上海達成的一系列協議,“去全球化”雖然形勢逼人,但已不再是不可避免。

G20杭州峰會之後,對全球投資與貿易的下滑必須展開多線攻勢。否則,全球人口的流離失所會變本加利,進而損害全球增長前景,加劇世界各地的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