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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全球治理 COVID-19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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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育川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中美斷層線

201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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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主張經濟問題應該與政治問題分開,為此北京熱情歡迎4月份的海湖莊園協議,其重點是開放而非關閉市場,並淡化了安全問題。然而,朝鮮問題缺乏進展和中國繼續在海上獨斷專行,使特朗普總統重新傾向於使用美國的經濟影響力獲取北京政治上的讓步。而中國也並非全然無辜,因為它經常採取懲罰性經濟行動,來表達對鄰國外交政策的不滿。

我的《破解中國難題:傳統經濟智慧為什麼錯了》一書,對這些緊張關係的性質進行了探討。這種緊張其實源自對美中貿易投資關係本質的根本誤解。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交鋒是由經濟力量驅使,因為中國的崛起讓華盛頓不由思索其全球統治地位會在多大程度上被削弱。而中國對美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又無端扭曲了人們的感受。可是,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貿易平衡主要取決於國內,而不是它的貿易夥伴,就業的增長或流失也很少是貿易上的問題。

美國的貿易逆差是政府赤字過度和/或家庭超前消費的結果。那些看上去擁有貿易順差的國家其實有偶然性,之所以產生困惑,是因為中國扮演的是最終組裝地角色,而其他亞洲國家生產的零部件是通過它運到美國。

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雙邊貿易逆差集中在較發達的東亞經濟體,但中國21世紀初成為地區生產線中心後,逆差就轉向了中國大陸。因此,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規模實際上是基於美國與其盟友的逆差,特別是日本、台灣和韓國,許多昂貴部件都是由它們生產。

在這個節骨眼上,解決投資問題而不是貿易問題也許更有用。但這方面的討論,也被誤入歧途的民粹主義情緒所劫持。一般認為,美國有太多海外投資投向中國,進而導致就業崗位流失和競爭力下降。可儘管美國和中國是兩個最大經濟體,過去10年美國只有1-2%的投資投到中國,而中國只有2-3%的對外投資投向美國。為什麼中美之間的投資往來並不是太多,反而是太少呢?

數額如此之低,部分原因是數據欠缺,因為全球大量對外投資是通過模糊了來源地的避稅天堂進行的。不過,用國家作比較,有助於糾正這種扭曲。看看歐盟,它的經濟規模可與美國媲美,而過去10年它與中國每年的投資往來是美國的兩到三倍,雖然10年前起步時美歐的水平相當。

導致這種差別的原因是,與美國相比,歐盟的製造業優勢與中國的市場需求更具互補性。歐盟對中國的出口以機械、交通運輸裝備和高檔消費品為主,這些產品需要通過引進外來直接投資,為其市場開拓和售後服務提供支持。

相比之下,過去10年里,美國出口到中國的三大類產品一是油料穀物,二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會帶來對外直接投資的廢舊回收物(廢舊金屬、廢紙)。第三類主要是波音的航空航天產品,但波音直到前不久都隱而不發,未在中國市場上公開運營,而其歐洲競爭對手空客公司從2008年起已經在中國設立了製造中心。

進口的製成品和與之相關的投資在中國國內市場相當受歡迎,也更契合歐盟的競爭優勢。而中國服務業的封閉對美國更具負面影響,因為美國的優勢是高端服務,尤其是在IT和金融領域。

至於中國向海外投資,歐盟也更具吸引力,因為中歐各自的產業結構比中美更具互補性。而且,從政治上說歐盟也比美國更歡迎中國的投資。

就中國企業而言,歐盟市場更容易滲透,因為它提供更多可選擇的合作夥伴,並且沒那麼多的安全擔憂。這可以看成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如果有歐盟國家限制市場進入,中國企業仍可通過其他成員國打進更廣闊的歐盟市場。而在美國,雖然有可能與個別州合作,但相比歐盟更開放的環境,美國聯邦政策優先的做法對中國投資者是不利的。

推動雙向投資對雙方都有益,但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反對任何鼓勵美國企業增加海外投資的協議。儘管如此,推進已經談判多年的雙邊投資協定,仍應當被列入優先議程,哪怕它不符合政治考量。

如果處理不當,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在鞏固各自權力的時候,就有可能使兩國關係更加緊張,因為他們在政治和外交政策上的抱負是相似但又矛盾的。

兩人都希望提升自己國家的形象,習近平是通過實現他的“中國夢”,特朗普是通過實現他“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承諾。由於收入差距擴大,二者都在迎合民粹主義情緒。

在美國,民粹主義觀點就是全球化毀掉了大量工業崗位,保護主義才是核心解決方案。在這種氛圍下,多邊方案會讓位給混淆經濟與政治目標的扭曲的雙邊選項。由於WTO制裁等傳統經濟手段被證明對塑造與中國的關係無效,於是,白宮的一些人便把美國與日本、韓國戰略結盟和揮舞“台灣牌”,當成了討價還價的籌碼。

相比之下,北京在充分利用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議程方面比美國更為積極主動。其表現是支持貿易自由化,設立亞投行,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以此加強與歐亞地區的聯通。但北京的領導作用在經濟上是有限的,因為它限制資本的流動,在意識形態上也是有限的,因為它限制信息和思想的流動。

短期內,中美緊張關係加劇也許與外交政策有關,如對朝鮮的立場轉硬,或發生海上意外事件,又或者因為美國採取更具懲罰性的經濟措施,如給中國的出口產品設限。這些事件會否導致更嚴重的衝突,抑或雙方能理智地就保持亞洲地區穩定繁榮達成路徑共識,仍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