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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有中國特色的全球發展新模式

2017-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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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中亞期間,在阿斯塔納宣布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五點倡議。一個月後,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時,他又宣布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願景。

5月14-15日,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總統來到北京,與27位其他國家或政府首腦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和習主席共同商討未來計劃。早在2015年5月,“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計劃就已發佈,列出了指導原則、合作優先事項和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完全實現之後,大規模高速公路、鐵路、連接通道(既包括實體的也包括數字的),以及一系列港口基礎設施和藍色經濟項目,將通過南亞、東南亞、中亞和中東從路上和海上將中國與歐洲和非洲連接在一起。這一倡議被稱為“世紀工程”實不為過。

這一倡議的邏輯既簡單又具革命性。通過復興代表着和平與合作、開放與包容、互鑒與互利精神的古代絲綢之路,中國渴求守護並鞏固其曾參與構建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戰後國際秩序。同樣,通過復興支撐這些古代貿易路線的精神,中國也渴望書寫並分享全球發展中更為燦爛的新篇章,那是令中國實現快速崛起並令數億人脫貧的增長模式。在全球經濟缺乏增長動能的當下,對增長和發展的強調正當其時。

中國和其他中等收入、發展中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產能共享合作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要素。批評者稱之為向易受影響的鄰國悄悄傾瀉過剩和過時產能的舉措。但這種批評是錯誤的。相反,這種產能合作受到了中國1978年之後工業發展升級成功模式的啟發。這一模式以兩大原則為前提。

首先,作為一個農業型、勞動力豐富、資本和資源稀缺的經濟體,中國的工業結構需要符合其既有(而非偏好)要素稟賦。快速啟動增長的投資,特別是對人力資源和有形資本而非軟性制度建設的直接投資,同樣應當符合短期國內現實而非抽象的發達國家處方或普適模型。當這種對人力資源和有形資本積累的投資轉化為增長和減貧的良性循環時,工業將需要升級其現有結構,並以與中國發展速度類似的速率向產業價值鏈上游攀升。

其次,貿易自由化和市場力量是最主要的資源配置機制。不過,由於基礎設施缺陷、制度短板、尋租以及普遍缺乏競爭,工業化導向的發展不能完全交給市場力量主導。積極的產業政策是必要的補充。當工業部門沿着產品精細化階梯上攀之際,政府的干預及其對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的提升同樣需要進化以支持製造業的這種升級。在中國獲得中等收入地位之前,這種積極政策和生產結構之間的共生關係需要靈活地與該國的快速發展水平相適應。

中國30年來產能管理的成功肇始於改革開放後從其外國合作夥伴那裡接收的國際產能轉移。過去15年來,電子、建築材料、鐵路設備、航空和海上工程等領域積累了大量競爭優勢。通過將這些生產線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組成部分向國外轉移,中國可以傳遞經驗,並幫助其發展中和欠發達合作夥伴創造就業、提升工業產能並促進增長,正如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實現快速工業發展那樣。

在中亞,這種產能合作包括共同融資並建設具有戰略價值的跨境運輸走廊、工業和數字物流中心,以及化肥和合成燃料工廠。在非洲,產能合作可以打破基礎設施落後、人力資源不足和金融短缺等發展瓶頸。通過推動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還能幫助這些國家減少對作為單一增長驅動力的大宗商品出口的過度依賴。

正如將東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低工資的中國所引發的良性經濟循環的意義遠不止資本積累一樣,中國和非洲的產能合作和轉移同樣可以實現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轉移工業產能和世界級基礎設施並不是批評者所說的新殖民主義,它將降低非洲交易成本,並如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所指出的,令這些國家在它們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領域釋放螺旋式增長與發展的動能。

支撐“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式設計、遠大的抱負和長期願景證明了習主席將和平發展提升為中國經濟外交重心的決心。2013年11月舉行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所發佈的改革文件提及“一帶”和“一路”概念,也證實了轉型是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尤其是需要改變其驅動經濟增長的成功但過時的生產者模式。這個如今中國正試圖出口到發展中國家同伴的模式,正是35年前的1978年11月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所倡導的。35年之後,如果“一帶”和“一路”成為習近平的不朽遺產,那麼他必須擁有40年前鄧所展示出的政治智慧和熱情,來實現中國增長模式轉向消費驅動的再平衡。當中國最終成為其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和欠發達國傢伙伴日益精巧的工業出口品的“最終消費者”時,“一帶一路”倡議才會真正確立各國發展戰略,找到互補性雙贏優勢,並實現其構想的令大多數人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的願景。海外的成功必須首先來自國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