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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產業政策和來自中國的挑戰

2017-06-12

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4月會晤之後,中美百日貿易談判的首批有形成果於5月出爐。這些成果聚焦於為美國金融公司及牛肉和液化天然氣打開中國市場。

但這項協議卻是美中貿易關係中最容易摘取的果實。它幾乎不會對兩國龐大的貿易赤字產生任何影響,因為這僅能幫助美國增加幾十億美元出口。最終來說,這項協議忽視的是美中經濟關係中最重要的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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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根本上看,兩國目前正站在貿易、經濟、政治戰略挑戰和選擇的十字路口。中國正快速在科技領域迎頭趕上,對美國出口市場的依賴也在降低。同時,美國開始對中國進入美國市場的跨境投資,以及中國試圖與美國公司爭奪科技領導權的努力感到不滿。

美國針對中國經濟政策的主要不滿,如通過設立各種貿易投資壁壘保護國內生產商的做法,可以全部被歸結為根本性的一點:兩國奉行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資本主義。

當然,兩國的資本主義均依賴市場競爭壓力,和以私營部門為主的資本積累。但是,中國有意識地運行着一套國家指導方針,來建立全國基礎設施系統,培育新興產業並升級現有產業。

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經濟全部由國家主導。相反,中國的資本主義形式——中式資本主義——融合了充滿活力並日益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私營部門。自上而下的國家協調與靈活的自下而上的網絡狀資本主義並存。

問題的關鍵在於雙方對產業政策的看法存在巨大分歧。產業政策泛指由政府作出的、旨在鼓勵某一產業活動或投資的決定、規則或法律。通過糅合國家指導和充滿活力的私營企業家精神,中國的產業政策已瞄準了一系列先進產業,如光伏電板、高速鐵路設備以及網絡服務。中國產業政策目前正專註於集成電路芯片及其他一些領先技術,包括生物科技、納米科技和機械人。

因此,產業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培育新型、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中國的產業政策正變得愈加經驗豐富,從曾經專註於盡力擴大製造業就業和生產的舊有模式轉變為創造軟件和硬件基礎設施,以幫助私營企業家創新和成功。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基本廢除了扶植新興產業的政策使命。產業政策在美國經濟詞彙中變成了貶義詞。當然,也存在各種抵抗的努力,尤其是美國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大學和聯邦支持研究機構資助的聯合研究項目。

然而,索林佐(Solyndra)案例顯示了在美國體系中執行產業政策的困難。索林佐是位於加州的一家太陽能電板生產企業,從美國能源部高調獲得了一筆5.35億美元的貸款擔保,但該公司隨後於2011年宣布破產保護。媒體的痛斥以及兩黨關於破產的爭執顯示出,在美國一件高調案例就足以破壞一整套產業政策項目。

諷刺的是,正當中國開始逐步退出直接粗暴使用產業政策工具時,美國似乎開始轉入相反的方向。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口號關注的是製造業就業和GDP增長,而這兩者更像是發展中經濟體的政策宣言。特朗普還直接逼迫一些行業將工作機會留在美國本土,同時利用貿易保護主義、減稅等粗暴工具試圖幫助美國產業。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產業政策或許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式資本主義的反應,尤其是對中國在升級產業、提高出口競爭力上取得成功的反應。然而,這套“美國優先”政策包反而可能會傷害美國,導致生產率增長放緩、通脹飆升、貿易夥伴回擊。

更好的方式是美國專註於自身優勢,並借鑒中國在扶植創新產業而非低端煤、油、天然氣、空調等製造產業的經驗。但至關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必須直面中國政治經濟學帶來的獨特挑戰。

中國並非在遊戲中作弊,它只是(如其歐洲和東亞前輩一樣)調整其制度以追趕工業化發展。隨着中國經濟的成熟,其產業政策手段也正在發生轉變。而這種轉變為中美經濟進行更深刻融合提供了獨特機遇。

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政策制定者應當減輕打開中國市場的壓力。中國的政治經濟學還存在很多保護性政策且全面缺乏透明度,這令外國公司進入其市場非常困難。但是,很多中國改革措施正試圖破除這些壁壘,部分是由於本土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也同樣受制於這些桎梏,包括嚴重的官僚主義。

此外,美國在產業政策手段上的退化,如減稅、逼迫美國公司將工作機會留在本土、控制移民尤其是技術工種移民,最為惡劣的是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等,這些幾乎不會解決美中經濟關係中面臨的最根本問題。

面對這一戰略轉折點,更好的方式是尋求建立在兩國各自優勢基礎上的更緊密經濟關係。來自華盛頓的壓力只能稍微改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基本架構,而雙邊貿易協議無法化解兩種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差異。

另一方面,對於兩種資本主義模式不同發展動能的深刻理解,能催生出新的方法和手段來發現合作領域。尤其在創新領域,中美兩國存在強大的、可令雙方獲益的互補性。隨着美國重新重視創新和基礎科學領域並加大投資,合作精神甚至可以令中國產業政策為美國產業帶來顯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