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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蒂芬·羅奇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

重新思考未來中國

2017-05-31

過去七年,我在耶魯大學教授一門廣受歡迎的課程:“未來中國”。一開始,關注重點是當代中國經濟轉型的當務之急,即從長久以來頗為成功的生產者模式轉向日益由家庭消費開支驅動的模式。這一再平衡過程的風險和機遇,以及對中國可持續發展和全球經濟的相關影響,引發了大量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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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轉型框架的很多主要構件落實到位之際——特別是服務業和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新進展:中國如今似乎正在從全球化的適應者轉變為推動者。從效果來看,“未來中國”和一個日益融合世界的聯繫更加緊密,並由此引發了一系列新的風險和機遇。

徵兆已顯露數年。這一戰略轉型反映出習近平主席的領導印記,尤其是他對“中國夢”的關注。一開始,這一夢想是某種民族主義頌歌,實現偉大復興,由此中國將重拾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地位相稱的往昔榮光。

不過,如今“中國夢”開始演化為以“一帶一路”為中心的一項具體行動計劃。這一雄心勃勃的泛區域基礎設施倡議將經濟援助和地緣政治力量投射結合起來,並由全新的中國主導的金融機構來支持,包括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

對於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經濟轉型的人來說,這不是無關緊要的趨勢。在這一轉變方興未艾之際,我想強調三點初步影響。

首先,中國還沒有實現完全的轉變。作為經濟學家,我傾向於過分強調模型的重要性,並假設政策制定者能快速從一種模型轉向另一種模型。但實際上,無論對中國還是其他任何國家來說,都不可能如此非黑即白。

中國領導人如今已實際上承認,實現消費驅動的增長戰略比預想的更加困難。2010年以來,消費佔GDP的比重僅上升了2.5個百分點,遠低於個人收入的增幅(同期服務業佔比提升了7.5個百分點,以及收入更高的城鎮人口比例提高了7.3個百分點,這導致個人收入增長)。

這種脫鉤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社會保障網絡的不完善,這導致更高水平的預防性存款,進而阻礙選擇性消費的增長。雖然繼續致力於城市化和服務業發展,但中國已選擇利用新的外部增長源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

其次,這一輪全球擴張擁有很多舊的生產者模式特點。這導致令人擔憂的國內過剩產能得以流向“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需求。並且,這種投資有賴於國有企業,這又阻礙了這一膨脹的工業部門長期以來亟需的改革。

重新支持生產者模式的弊端在於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再具有優先性。過去兩年,在李克強總理的年度政府工作報告(官方經濟政策聲明)中,對消費驅動的結構轉型的強調均被調低(在2016年和2017年報告中均位列第三位,所謂的供給側倡議獲得了更高優先性)。

再次,中國的新全球化策略反映出管理方式的重組。習近平整合國內權力只是故事的一方面。經濟決策從國務院下屬的發改委轉向以黨為基礎的領導小組尤其重要,其他類似領域還包括反腐敗,強化網絡監管,以及對非政府機構的新管理規定。

這種權力集中化的諷刺意味是毋庸置疑的。畢竟,習曾經承諾打破盤根錯節的權力集團,並且2013年11月的三中全會也強調要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不過,中國的最新全球擴張存在更大諷刺。它和正在很多西方國家發酵的民粹主義反全球化運動格格不入。作為一個聚焦於生產者的經濟體,中國長期以來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這不僅來自於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還包括通過吸收剩餘勞動力實現減貧。這一策略如今被中國不斷增加的內部不平衡所阻礙:後危機時代全球貿易放緩,以及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增加。因此,中國試圖從全球化中獲得更多槓桿的最新努力也面臨來自於自身的挑戰。

一個更加全球化的中國對其外交政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響。南海的領土爭端尤其嚴重,同時中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足跡也引發更多關注。這一新戰略還引發了一個最大議題:中國是否會填補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美國優先”孤立主義策略造成的霸權真空。

簡而言之,和我在2010年開始教授這門課程時料想的不同,“未來中國”正變得更加關注外界,更加獨斷,更加以權力為中心。同時,中國看起來不再那麼致力於推動以私人消費和重組國企為重點的市場化改革議程。這是否會改變中國再平衡的最終結局目前仍難判斷。我希望不會。但這正是教授一門應用型課程的樂趣所在,關注的焦點永遠在發生變化。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Rethinking the Next China(2017-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