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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國際經濟研究院傑出研究員
  •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

中國珠三角前程似錦

2017-06-06

2017年7月1日,將是香港在一個多世紀英國殖民統治後回歸中國的20周年紀念日。眼下,中國領導人正大力推動香港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今年3月,李克強總理描述了中國深化廣東-香港-澳門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亦即香港分析人士所說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合作的意圖,以強化這一地區作為可持續發展重要推動者的角色。這一地區包括廣東的9座城市(包括廣州、佛山、深圳),以及香港和澳門。去年,珠三角地區人口達6800萬,國內生產總值(GDP)達1.3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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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是中國三大沿海城市群的南方支柱。居中的是上海領銜的長三角地區,擁有1.3億人口和2萬億美元GDP 。位於北方的是北京/天津/渤海走廊,包括10座主要城市,人口達1億,GDP為1.3萬億。這三大城市群合計佔中國21%的人口,以及略低於40%的GDP。

相比之下,珠三角地區人口最少,但人均收入最高,並且它是連接中國和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該地區從貿易自由、低稅收、高度國際化的香港和澳門獲得了獨特優勢,這兩座城市都是“一國兩制”原則下的“特別行政區”。珠三角的另一大資本是深圳,一個高度創新的“經濟特區”,擁有充滿活力的資本市場,並且在私人部門創造就業和融入全球供應鏈方面有大膽實驗的傳統。

珠三角的競爭力並非偶然得來。在中國尋找邁向全球化方法之時,鄧小平將這一地區用作某種公共政策試驗田,允許不同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同時存在。這一制度顯然生效了,但也存在根本性矛盾,即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

得益於中國的地理、人口和經濟規模,鄧的“改革開放”和技術進步自然而然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強了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這一過程通常推動專業化,地區或城市經濟體聚焦於自身比較優勢,以期將交易成本降低的獲益最大化。

在珠三角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專業化。香港正發展成為全球金融和服務業中心,澳門正成為全球賭博和娛樂中心。同時,深圳聚焦於科技創新,廣州是全球貿易中心,佛山和東莞是主要製造業基地。雖然每座城市自身的經濟結構不平衡,但城市群整體卻相當平衡,並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但是,大規模交易可能導致金融、社會和安全風險,滋生系統性動蕩,並擴散至整個地區和行業,這正是矛盾之處。為降低這些風險,政府和監管者必須加以干預,甚至對於人為增加交易成本的市場施加約束。在利用多種制度優勢建設更開放、更現代和增長更快經濟體時,牢記這一點能令中國領導人受益良多。

中國政策制定者顯然意識到了城市群對於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快速城市化壓力的價值。2011年中國城市人口比重突破了50%,未來20年還有3億人將遷入城市生活。在這一背景下,城市群對於創新和創造就業(尤其是在服務業領域),以及減少資源浪費、避免環境惡化、緩解城市擁擠方面都至關重要。

中國已經和新加坡及其他大城市合作改進城市規劃、水處理和環境可持續性,同時採取措施開發共享經濟的潛力。此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宣布,在北京南部約50英里的地方成立雄安新區,新區將成為政策試驗地,鼓勵創新性初創企業替代過時的污染產業,其目標是鼓勵在可持續產業創造就業,並緩解首都的擁擠程度。

中國領導人視香港為有價值的經濟發展“軟件”之源,包括司法獨立、強有力的反腐機制、穩定的匯率以及世界級的資本市場。香港的高質量、國際導向的教育體系,以及其高效、精巧的城市管理計劃也是重要資產。

香港的“軟件”可以作為中國大規模推動發展“硬件”建設的補充,例如即將大規模投資以聯通中國和世界基礎設施的“一帶一路”倡議。香港、上海、深圳和倫敦之間的股市聯通機制已經建立,以使中國城市群得以滿足“一帶一路”帶來的海外融資需求。

但為幫助香港和珠三角實現其發展潛能,還需做的更多。由於物理上的限制,香港的世界級服務業部門目前產能閑置。如果能有更好的跨境交通基礎設施和在提供醫療、金融和社會服務方面更具彈性的方案,老人可以不必在香港養老,這將為年輕人創造更多空間。

在很多觀察人士聚焦中國的信貸過剩之際,管理層則暗自培育充滿活力的城市群的發展。但是,為了保護和支持這一發展,中國政策制定者必須減少快速城市化和專業化帶來的風險。否則,令中國極大獲益的這些趨勢將最終破壞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Promise of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