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制衡外部威脅，中俄戰略協作會更加頻繁，直到全球和地區戰略力量恢復平衡。

美國表態「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一是逐步接受「無力改變中國」的現實，二是階段性緩和中美關係的需要，其中是否暗藏美國未來會變幻對華施壓手法，更需要進一步觀察。

雖然AUKUS被普遍視為劍指中國，但它也受到地區乃至全球其他國家的反對。

美國對華戰略「兩面性」的新特徵主要體現為在沒有放鬆對華遏制打壓的情況下，對「危機管控」給予前所未有的戰略關注。這源於美方對中美實力對比發展態勢的深層焦慮，是它試圖單方面為中美競爭設置框架的深層圖謀。

「喀布爾衝擊」這種說法，表面上看是對美國的批評，但實質上是美國盟友戰略自主匱乏的寫照。

如果戰略競爭的雙方不計成本地將現有資源甚至預期收益都用於競爭，為取得優勢寧肯犧牲己方的經濟利益，犧牲己方的社會發展潛力，阻斷其他無辜國家的發展機會，那就超出了戰略競爭的底線。

「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遠航印太表明英國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轉折。英國既想加深與中國的經貿聯繫，又要干涉中國內政，這種魚與熊掌兼得的想法可謂一廂情願。

美國不改變其對外行為，「無依之地」狀態將會長期存在。

美國對華戰略中的另一種聲音體現了更為精密的設計，有可能在對華戰略評估中產生影響。它同時說明美國在對華強硬過程中是有成本下線的。

美國一直謀求建立一個完全由它主導的「單極世界」，即所謂「新世界秩序」，它對中國的遏制戰略是連貫的、循序漸進的。

中伊合作協議本身不針對任何第三方，但由於中伊兩國在目前國際環境以及對美外交中所處的特殊位置，協議本身在客觀上產生了提振伊朗對美外交博弈的信心，也增強了中國在對美外交中的砝碼。

與特朗普時期相比，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更聚焦，且更具意識形態色彩。它將捍衛美國實力基礎、促進有利的國際權力分配、維持穩定開放的國際體系作為核心國家利益，做法是實行「有邊界的國際主義」，保持與世界接觸並適當收縮戰略目標，同時鼓勵盟友與夥伴分擔責任。

安克雷奇會晤未能有效彌合眾多議題上的分歧，但這種努力至少有助於釐清雙方在什麼議題上存在衝突風險、需要嚴加管控，在什麼議題上擁有共同關切、可以存異求同。未來即使中美能夠避免以「惡性競爭」定義兩國關係，雙方之間的競爭仍將是寬領域、多層次的。

作為美國政治大變局中遠未結束的一段歷史進程，「特朗普主義」這份政治遺產將繼續對拜登四年任期，包括其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當前，對於兩國未來關係和世界走向，中美兩國都到了再度作出重大選擇的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