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改變其對外行為，「無依之地」狀態將會長期存在。

兩國工商界有責任更多地站出來發聲，為促進中美溝通發揮作用。大國基於不可靠信息制定政策是危險的，工商界有責任為建立保障兩國經貿穩定合作的法律基礎多做貢獻。

衡量拜登對華政策是否成功的一個關鍵，是這兩個大國能否在其他領域激烈競爭的同時，共同合作生產全球公共產品。

修昔底德把最終撕裂古希臘世界的戰爭歸因於兩點：雅典勢力的崛起，以及守成勢力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為了防止新的冷戰或熱戰，美國和中國必須避免過度恐懼和誤判變化中的大國關係。

拜登政府希望把中國打造為凝聚同盟合力的最大外部議題，既滿足大國競爭的需要，又能藉此重振同盟團結。然而，跨大西洋關係仍將遭受「特朗普遺產」的制衡。

中美關係存在結構性衝突，很難取得重大實質性改善，但兩個大國也不得不尋求合作之道。合作的目的是為了共處，也是為了給競爭劃線。

衝擊國會事件反映出在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時代，美國中下階層對被邊緣化的不滿。在新科技革命的門前，中美面臨的是相同的考卷，誰能提供更有效的治理模式並推動新技術的發展，誰就將贏得大國競爭的話語權。

美國戰略界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是，面對中國的成功崛起，美國是否需要以及應該怎樣主動進行調適。

印太戰略是美國霸權式微之下國家安全戰略持續調整的產物，是面對國際權力分配格局與地緣政治經濟版圖變化而採取的應對之策，且具有明顯的中國指向性。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對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充滿信心，其優勢在應對新冠疫情中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兩國的基本路線出現反向演進，必然帶來國際權力調整的張力。未來兩國能否在維護現行國際體系基礎上解決矛盾和分歧，將決定21世紀人類的命運和前途。

中國已經在哲學層面提出很多好的倡議，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未來的關鍵是如何在周邊外交和建構地區秩序中落實這些包容性理念。

在當前形勢下，亞洲與相關大國需要更有責任感，不能過多考慮一個國家的利益，而忽略了責任。

美國重提「大國競爭」並將中國定位為「主要競爭對手」，但是應該看到，目前正在進行的大國競爭與歷史上所發生大國競爭並不一樣，兩者之間存在許多不同。

中美兩國如何保持令人滿意的雙邊關係？道格·班多提出了在更嚴重的衝突出現之前糾正兩國關係的三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