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許多中國人受夠了的特朗普政府下台了。特朗普四年，其“美國優先”政策和個人恣意妄為在將美國拖入內亂深淵的同時，也給中美關係造成巨大傷害。在中國的有力反制和新冠疫情的“天意作弄”下，特朗普政府最終沒能壓制住中國的崛起勢頭，反而將長期以來美國在與中國複雜關係中享有的種種自恃優勢逐項瓦解，這對美國來說是慘重的戰略挫敗。

現在看來，特朗普政府根本沒有戰略，更不用說處理具體問題的專業性了。它的對外政策設計完全建立在個人直覺和右翼主觀情緒基礎之上，為小集團政客的私利服務，必然要在大的歷史規律面前分崩離析。但特朗普政府仍給中美關係留下“遺產”，其中心內容便是，終結了多年來美國對華政策的接觸和改造思維，使其全面轉入大國競爭軌道。另一項“遺產”是，面對特朗普政府發起的挑釁，中方被迫做出反應，在激烈的鬥爭中積累了經驗、豐富了手段、確立了自信、凝聚了內部共識，形成新的戰略視野。

無論美國的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們承認與否，隨着“特朗普時代”的終結，中美關係已經“煥然一新”。

這個“新”，是指中美兩國的優劣勢對比發生歷史性轉變，中國擁有了在部分領域與美國競爭全球領先地位的能力，具備了在總體戰略和具體問題上同美方損害利益與尊嚴的行為相抗爭的可靠實力，中美關係從弱強關係蛻變成強強關係。

這個“新”，還指中國健步走入世界舞台中央，站到維護多邊主義、抵制保護主義、改革全球治理、促進區域合作的潮頭，在全球供應鏈上的樞紐作用因新冠疫情不降反升，成為全球體系當中不折不扣的主角之一，而美國選擇放棄部分全球領導責任，即便在“後特朗普時期”主動回調也不可能恢復曾有的聲望，中美關係正從世界體系當中的外圍-中心國家關係蛻變為雙樞紐國家關係。

這個“新”也在於，在中美兩強之間有一片廣闊的中間地帶，其中的絕大多數國家和國家集團拒絕選邊站隊，它們或者兩面下注（如日本、新加坡），或者尋求“戰略自主”（如歐盟、印度），抑或試圖發揮平衡者作用（如東盟、俄羅斯）。世界政治的“兩強+多極”、經濟的“區域全球化”特徵漸趨明顯，將是未來相當長時間裡中美博弈的基本舞台。

在新的實力基準和背景平台上，中國對中美關係的塑造力空前提升，不僅可以通過在雙邊議程當中的積極有為，影響美方的政策取向，也可以通過在廣闊中間地帶的精密布局，增強鬥爭籌碼和交易槓桿，擴大在中美互動當中的自主性。甚至可以說，到了中國有能力主動選擇中美關係未來樣態的時候了。

美國對華政策的討論將繼續走向深化。不管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有着多大的差異和嫌隙，那畢竟是美國的內部矛盾，前者不可避免地要在後者遺留下來的巨大慣性中就對外政策進行思考。除了更加充分地意識到中國已不可遏制，美國戰略界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是，面對中國的成功崛起，美國是否需要以及應該怎樣主動進行調適。

美國已在進行這樣的思考，一份典型的成品是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2020年8月發佈的報告《與中國競爭：戰略框架》，它把美國看待對華競爭關係的心態演變劃分為五個階段：拒絕、憤怒、沮喪、討價還價和最終接受，並且認為特朗普執政後期處於第二階段。很快，我們將見證美國的心態滑入第二、第三階段的交界處。

美方的調適大致會在兩個方向之間做選擇，第一種是延續特朗普政府的強硬政策，突出壓制和圍堵的基調；第二種是放低身段，收斂偏激，有限競爭，務實合作，給予中國一個全球性大國應得的尊重。目前看，拜登政府缺乏全面遏制中國的手段和意志，又需要聚焦國內“治癒”和治理，朝後一個方向進行調適的可能性較大。但是，由於美國的政治體制和戰略文化特點，其在微觀層面上對具體問題的處理從來都對美國對外政策的調整與定型發揮着巨大作用，在某些特定時期甚至是主要作用，拜登政府仍有一定概率在理念和現實的相互衝突中倒向第一種選擇。

調適不可能是單向度的。對中國而言，亟需調適的有三點：一是要使自身言行對標新的實力基準，真正符合全球性大國的身份和定位；二是即便在“東升西降”態勢已很明顯的情況下也要客觀分析美國的實力變遷，冷靜認知自身的能力限度，妥善安排競爭與合作的區間，既對美國選擇的大國競爭方向有所回應，又避免受困於大國競爭的思維隧道；三是要使對美政策適應更加內斂和分裂、對立的美國國情，充實“工具箱”，做工作的對象和手段更加豐富、立體、多元，總體操作更加策略。

隨着拜登政府的上台，中美關係迎來了一個或可稍加喘息的“機會窗口”。為此，中國戰略界已通過公開的喊話、二軌或一軌半的對話以及文章的發表做出試探，釋放了願通過積極的對話、有效的管控、務實的合作確立新關係框架的信號。

“機會窗口”將比人們期冀的狹窄和有限，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方面對特朗普政府的延續性亦可能大於斷裂性。我們需要抓緊時間，儘可能地安排對話與合作，展現戰略勾兌和利益協調的意向，爭取撇去一些相互認知的泡沫，減少意識形態因素和突發事件的干擾，同時敢於硬碰硬地同美方採取的新的損害中方利益的行為進行鬥爭，在積極主動的博弈中確立兩國關係的新邊界。

美國的對華戰略已鎖定“競爭”關鍵詞，這是中國無法憑一己之願改變的既成事實。但通過自己的主動作為，中國還是有空間、有能力推動美方進一步調整對華戰略思維，接受和適應中國崛起現實的。不過這可能需要耗費較長時間，經歷非常曲折的過程。在真正從心理上接受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強國在世界體系當中發揮關鍵作用之前，美國的焦慮和憤怒還會延續，甚至繼續主導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

不管怎樣，拜登從特朗普手中接過的美國和中美關係，已不是2016年特朗普從奧巴馬手中接過的那個美國和中美關係，他需要認真考慮調適的方向和路徑了。歷史上中美關係曾歷經多次變局，比如1940年代的生存聯盟、1970年代的戰略接近、1990年代的相互融入，幾乎每一次都是全球總體戰略環境變化帶動兩國各自調整。這一次，牽動中美關係變局的根本動因是中國自身的實力變化及相應的外交轉變，在特朗普政府壓制中國遭到失敗之後，美方的調適即便不主動發生，遲早也會被動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