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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聶文娟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

拜登政府時期的中美大國互動走向

202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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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隨着美國新一屆政府上台,中美關係終於在跌跌撞撞中進入了暫時的“喘息期”。在特朗普政府執政的四年間,中美關係當中的對抗色彩越來越強烈,幾乎有失控的趨勢。從2017年對中國的“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身份定位,到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衝突,再到2020年蓬佩奧“723”演講的對華惡意攻擊、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南海的雙航母挑釁、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挑釁,中美大國關係幾乎面臨全面崩潰的風險。但隨着拜登政府的上台,以及對華“競爭合作”外交理念的提出,中美大國關係有望迎來一個轉機。

儘管拜登的勝選與很多國內因素有關,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也不會是大幅度迴轉,但從大國互動的體系角度看,二者原先走向全面對抗的趨勢畢竟是不理性、不可持續、不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因此美國調整對華強硬政策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為避免最壞結果的發生,兩國必須建構出一種大國關係互動的新框架來。

2月4日,拜登總統在國務院發表上任後的首次外交政策講話,正式確立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競爭合作”基調。競爭性一面的表現,一是基本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的身份定位,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給美國的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帶來直接挑戰;二是明確指出中美之間的衝突性議題,包括經濟領域、外交軍事、人權、知識產權和全球治理等;三是在拜登看來,美國的民主價值是其全球力量的基礎,是美國持久的優勢,但這一價值前所未有地正受到中國的挑戰。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國際上首次感到自身價值觀面臨大國挑戰,這將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複雜和深遠的影響。

拜登講話中的對華關係競爭性一面較為突出,合作性一面明顯薄弱,只籠統表示“準備在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領域與中國展開合作”。儘管拜登的講話重競爭輕合作,但畢竟是在未與中國政府通話的前提下首次公開表達中美合作的意願,同時選擇在國務院談中美關係,也是以一種相對柔和的方式闡明立場,相對於特朗普政府的挑釁性言語,語氣較為緩和,這為未來的合作留下了空間。在拜登講話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雙方進行了首次交流。

拜登講話中對合作關係的一筆帶過,反映出未來幾年中美合作的艱難。兩國關係存在着結構性衝突,很難取得重大實質性改善,這幾乎是中美雙方不言自明的共識。但從體系角度看,兩個大國需要共存共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尋求合作之道,合作的目的是為了共處,也是為了給競爭劃線。中美如何共存共處,需要以下幾個方面的努力:

第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生死存亡,涉及身份認同,屬於“非談判性事項”,另一方必須遵守。正如拜登講話之前,楊潔篪在北京表示希望美國尊重中國的重大關切,稱這些問題關乎中國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嚴,牽動14億中國人的民族感情,是碰不得的,否則只會給中美關係和美方自身利益造成嚴重損害。

第二,給對方一定的戰略空間,使得體系的運作具有一定包容性和靈活性。隨着一個大國實力的增長,它必然會給現有秩序帶來一定衝擊,雙方需要合理地認知和應對這一衝擊。對中國而言,需要客觀認識美國的領導對當前國際體系的必要性。對於美國而言,需要理性對待中國影響力的適度擴展,一味打壓遏制中國,無論是單邊或者多邊方式,都是難以得逞的。

第三,需要就體系的運作和秩序的構建達成一些基本的原則共識,以維持體系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中美兩個大國在雙邊層面上存在着矛盾分歧,但畢竟共同建構了當今的國際體系,體系運作具有自身的一些規則,中美需要超越雙邊範疇,在國際體系、人類社會的更高層面上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繼承並發展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

綜上,拜登政府在經歷一段時期的“耐心期”後,仍要面對如何與中國在這個體系中合作共處的考驗,而中美兩國領導人的交流也是必然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