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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孫成昊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拜登能夠聯歐制華嗎?

2021-03-11

拜登近期接連以視頻會議的方式出席G7和慕尼黑安全會議,以歐洲為主體的西方盟友發出響亮的呼喊:“熟悉的美國又回來了。”

美國新一屆政府通過兩場峰會傳遞了三個信號:

一是本屆政府將與“特朗普主義”切割,重歸多邊主義,與盟友及夥伴攜手應對疫情、核擴散、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跨國挑戰;

二是強調跨大西洋關係重要性,彌補“特朗普衝擊波”對美歐關係的嚴重損害;

三是重塑西方民主聯盟,以此對抗中俄等“制度性競爭對手”,尤其在G7公報中強調針對非市場導向的政策採取一致行動。

具體而言,作為歐洲翹首以待的“最大西洋主義”的總統,拜登可能從三個層面着手改善美歐關係。

第一,強調民主價值觀,重塑美國國際地位並恢復美歐價值觀同盟的基點。拜登曾強調美國外交的目標應為鞏固美國國家信譽,並據此提出組織民主全球峰會。在新形勢下,美歐還可能攜手在新議題、新領域推廣西方民主價值觀,將其作為團結西方、加強合作、打造聯盟的新亮點,如聯手推動建立數字領域的“國際民主秩序”。

第二,鞏固同盟務實關係,修復“特朗普衝擊波”造成的跨大西洋裂痕。如在安全領域,拜登政府將提升美國對北約的重視與承諾。同時,美俄已同意將《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延長五年,釋放改善關係的積極信號。美國完全可以此為基礎推動與俄羅斯新軍控措施的談判,這不僅利於美俄戰略穩定和國際軍控,也利於歐洲安全與穩定。

第三,支持多邊主義,為美歐合作提供抓手。雙方可能在伊核問題、氣候問題上開展更多合作。其中,增強“規則合作”將成為下一階段美歐關係的亮點。重振多邊主義和國際秩序,加強美歐對重要領域規則的塑造,尤其是共同推動技術、貿易等領域的國際標準與規則,是大西洋兩岸政界與戰略界的普遍共識。

除上述互動外,拜登政府仍希望把中國打造為凝聚同盟合力的最大外部議題,既能滿足大國競爭的需要,又能藉此重振同盟團結。然而,跨大西洋關係仍將遭受“特朗普遺產”的制衡,歐洲對美國的不信任、美歐同盟困境的結構性矛盾、美歐對中國的不同認知都將難以消弭。

首先,特朗普時代所激發的歐洲戰略界對美政策辯論並未終結。“特朗普衝擊波”促使實力相對較弱的歐洲開啟新一輪關於歐美關係前景的大辯論,成為質疑跨大西洋關係的主要思想基礎,並將延續至拜登時代。其中主要有兩個辯題。一是如何看待“特朗普現象”,一旦美國更換新總統,跨大西洋關係會受多大影響。有歐洲學者擔心在拜登之後,類似特朗普的政治人物還會在美國東山再起,跨大西洋關係仍將震蕩。還有學者認為,特朗普任內美歐關係的“新斷層線”既不是地理上的,也不是意識形態的“左右之爭”,而是基於全球化及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結構性、長期性分歧。

二是歐洲應不應該為“後大西洋主義”做好準備,這一討論尤其在德國體現得較為激烈。“大西洋主義者”認為,“脫美”想法對歐洲並無益處,歐洲在安全上仍依賴美國,美歐仍互為不可替代的夥伴。“後大西洋主義者”則認為,美國既無能力也無意願充當歐洲保護者和穩定器,美國從歐洲的“戰略撤出”早在奧巴馬時代就已開始,即使拜登執政,美國也會要求歐洲承擔更多責任。

其次,由特朗普對歐政策所激化的美歐同盟困境將繼續在拜登時代發揮作用。一方面,美國面臨維穩護霸與維繫同盟的兩難。相對衰落的現實促使美國必須合理利用資源,為了護霸不僅要甩掉不必要的經濟包袱,還需要依靠盟友體系助力大國競爭。但這兩個目標出現內在矛盾,過分強調歐洲盟友分擔經濟成本只會助長其戰略自主意識,難以實現協助美國進行大國競爭的戰略目標,而繼續為歐洲盟友投入經濟資源又無法讓美國“輕裝上陣”,同樣不利於實現其維護霸權的戰略目標,美國陷入了與盟友之間的成本兩難。

另一方面,歐洲面臨戰略自主與戰略依賴的兩難。特朗普政府的施壓刺激歐洲追求戰略自主的覺醒,但歐洲短期內若要脫離美國卻必須面對無法承受的安全成本。拜登執政可能一定程度緩和歐洲的兩難處境,但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當前美國全球戰略資源轉向印太的趨勢日漸明晰,尤其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新設印太協調員以及設立兩位中國事務高級主任、一位中國事務主任的舉措已發出明確信號,拜登政府不僅接過了“印太”這一表述,還將繼續推進特朗普任內的“印太戰略”,從歐洲戰略撤出的腳步只會加快。

最後,特朗普時代對中國的“大國競爭”定位仍將成為分化美歐而不是團結美歐的因素。儘管拜登強調將對華採取更為精巧的競爭方式,但仍沿襲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的思路,與歐洲的對華認知差異並未消除。在對華競爭這個問題上,二者有鮮明不同,護持霸權的美國針對中國的是體系性競爭甚至對抗,謀求發展的歐洲針對中國的則是在同一體系內的影響力競爭。

因此,美國所奉行的“大國競爭”與歐洲所謀求的經濟合作存在本質衝突。美國對歐洲的“善意”別有用心,企圖將歐洲拉入“大國競爭”的陷阱,希望歐洲配合美國全球及地區戰略,客觀上卻加大了歐洲對外經濟合作的成本。歐洲並不願徹底投身美國急切呼籲的“大國競爭”,因為美國的大國競爭對手恰恰是歐洲的經濟合作夥伴,歐洲面臨與美國過度捆綁可能帶來的經濟“牽連”。美國此前對德國軟硬兼施,仍未達到徹底排除華為的目的,說明美國在調動盟友遏制中國時影響力存在局限,自身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仍是歐洲決策的重要因素,而美國更看重的可能是地緣政治利益。

總之,拜登執政後美歐關係的氛圍將走向緩和,但如果美國仍然強力推動聯歐制華,希望將中國打造為團結歐洲盟友的外部威脅,卻忽視美歐自身存在的問題,即使能夠短暫遮掩跨大西洋關係的裂痕,也將為未來的同盟關係埋下更大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