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中美關係上採取過激做法，中國可能採取多種報復措施，這將給美國造成嚴重損害。中美經濟相互依存度非常高，如果爆發貿易戰，必然會兩敗俱傷。特朗普不應背棄美國堅持多年的「一個中國」政策，這是中美關係的基石。

除了偶爾做買賣，當選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缺少實踐經驗。這無法轉化為外交政策，並破壞了他競選時宣稱的「偉大關係」。似乎在特朗普心目中，中國做的一切都值得懷疑。他對中國的投資可以看成是利益衝突。特朗普說：「中國正搞死我們。」他無法想像，無論是貿易還是南海爭端，美中關係緊張都可能是雙方行為導致的，因此需要通過外交來解決。

2016年發生的幾件與中國有密切關係的戲劇性大事，讓中國公眾和官方媒體頗感意外。這些事件背後均涉及中國對外關係的核心內容，是新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利益關係以及經濟秩序發生變革的前兆。

2016年，中美關係大體保持穩定，兩國各種交流機制正常運轉。但奧巴馬政府繼續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攪局南海，並與韓國商定在半島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在中美關係中製造了新問題。

曹贊文回顧了19世紀60年代到今天的美中外交關係史，重點是他所謂的「包圍/孤立/削弱」政策。美國對中國的包圍/孤立/削弱外交政策在超過65年的時間裡沒有奏效，原因是這一政策建立在「也許正確」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了解、公平競爭和雙贏方案的基礎上。蒲安臣150年前就意識到，從長遠看，基於國家平等的對華政策才最符合美國和美國人民的最大利益。

搞戰略性突襲和樹立非理性形象，是邊緣遊戲中的經典策略。遊戲的一方強調自己打算在懸崖邊「跳舞」，使風險最大化，導致對手最終讓步。必須透過稜鏡，或者從佯裝的非理性角度，來看待特朗普與蔡英文的通話。特朗普是個好學的商人，他可能考慮過歷任總統的策略，並發現扮演「狂人」更能達到他的終極目標，即利用中國在台灣問題這類國家核心利益上的堅持，換取貿易和就業協議，這是他既有的政治承諾。

中國在南沙諸島的填海造島行為，意圖並非控制南海的國際貿易通道，更不是要建立中國在該地區的霸權。美國對中國南海行為的阻止與反對，源自於沒有邏輯基礎的誤判。

中美兩國經過多年交往已經建立起強有力的合作關係，但是兩國之間的氣氛並不總是很好，我在與各行各業美國人交往中，常常為兩個大國之間在許多方面存在的不了解和誤解而感到詫異。據說，原因之一是有不少美國人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對，總覺得應該朝他們期望的方向改變，而當這種改變沒有發生時就非常失望。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將是以美國為中心的「新實用主義」政策。他可能拋棄TPP，但會着力在外貿、商業和金融方面強調美國市場原則和標準。同時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大力增加軍費，在中東和歐洲問題上選擇與俄羅斯合作，並繼續將全球軍事部署重點向亞太地區轉移。

特朗普上台後會維持美歷屆總統對華合作+遏制的兩手。其對華經濟政策較前任可能有所收緊，但在政治和戰略領域可能較前任有所緩和。總體看，中美關係可能發生一定程度的積極變化。

面對一個日趨複雜的世界，美國必須重拾戰略優先原則。為有效管控美中關係，夯實戰略基礎至關重要。美國最好將中國視為一個可以打交道的競爭對手，而不是一個當下或不久後的現實威脅。

中國的巨大發展從來不靠挑戰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地位，中國的成就則有助於全球的經濟與繁榮。中國渴望與美國就和平與發展進行合作，認為美國沒有理由在中國周邊耍把戲。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利用對話敦促中國按照符合全球規則和制度的方式行事。2005年，當時的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在一次演講中呼籲中國成為一個全球治理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11年過去了，被教訓的一方變成了施教者。如今不再是美國對中國說教，而是中國呼籲美國在全球貿易和氣候規範方面負起責任。

特朗普的戰略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也許給中國提供一些可利用的機會，儘管這些機會可能比中國許多人預料的要小，並且可能包含風險，但這與他可能給中美經濟金融關係造成的傷害相比是第二位的。

唐納德·特朗普將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未來美中關係走向存在三種可能性。首先，特朗普政府可能對中國發出互相矛盾的混亂信號。其次，特朗普政府可能延續此前的「遏制並接觸」政策路線。再次，特朗普政府可能尋求互相尊重、互惠互利的雙邊關係，避免兩國「自我毀滅式競爭」。兩國最終將走哪一條道路，取決於特朗普將會任用哪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