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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曹贊文 二戰亞洲史實維護會新澤西分會會長

美中關係需要另一個蒲安臣

2016-12-20

“蒲安臣”這個名字多數人聞所未聞。他是一位非同尋常的外交家。1861到1867年,他被林肯總統任命為美國駐華公使。此後,中國在1867到1870年任命他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包括對美國。後來他在俄國履職時得了肺炎,49歲英年早逝於聖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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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吐溫給蒲安臣寫的悼詞是:“以其真正的偉大、才能、傑出的品格與成就,蒲安臣站在今天幾乎所有美國人的肩上……他是一個好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他的去世,使美國失去了一個兒子,全世界失去了一個公僕。”

19世紀中葉,中國被迫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列強簽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基本上被瓜分殆盡,甚至在自己的國土上也沒有主權。中國的機體、軍事和經濟孱弱不堪,許多人沉湎於英國販賣的鴉片,這也讓中國人對外國列強極為敵視。作為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看到這種外交政策不僅不道德、不公正,而且聰明地意識到從長遠看,這種外交政策也不符合美國和美國人民的最大利益。長此以往,中國人民早晚會奮起驅逐外國列強,這樣美國就會失去美國產品的巨大市場,失去中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

蒲安臣開始改變美國外交政策,首先是允許中國人到美國設在中國的法庭作證。受19世紀60年代美國國內推動“人人平等”的廢奴運動啟示,他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一起,在“國家平等”基礎上改變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中國覺察到蒲安臣是一個誠信而有智慧的人,富有遠見卓識,知道什麼才符合美國和中國的最大利益。因此,中國任命蒲安臣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包括對美國。蒲安臣意識到,這是一個改變中美關係且對雙方有益的機會。他放棄了在美國加官進爵的個人目標,接受了這個職位。

1868年蒲安臣條約

說服美國參議院把不平等條約的外交政策改變為基於國家平等的外交政策殊非易事。蒲安臣費盡口舌,與國務卿西華德密切合作,終於成功說服美國參議院批准了後來人們所說的《蒲安臣條約》,安德魯·約翰遜總統1868年簽署條約。這個條約以國家平等為基礎,在美中之間的各層外交關係上提供互惠。

這種條約本應為美國產品在中國銷售奠定堅實基礎,使美國獲得中國豐富的自然資源,能夠使用廉價的勞動力,進而為兩國帶來雙贏結果。不幸的是,蒲安臣1870年2月在俄國履職時去世。條約的大部分內容也從未實施。而且,由於林肯總統遇刺和戰後重建運動的延宕,接下來的10年里蒲安臣條約基本上作廢了。美國繼續憑藉武力對中國奉行帝國主義政策,還通過了極端反華的歧視法案,尤其是《1882年排華法案》。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根據特定國籍拒絕入籍或入境的法案,該法案一直沿用到1943年美國與中國在二戰中結為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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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40年代後期美國對華外交政策

我們再來看看二戰以來的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上世紀40年代後期中國共產黨即將取得內戰勝利,美國採取的對華政策並沒有基於國家平等,而是包圍、孤立和削弱中國。

第一項政策就是決定不起訴裕仁天皇,儘管他是一個親政天皇,但他完全了解並批准了日本在戰爭中的行為。如果日本天皇沒有做錯任何事,那麼日本就不必為二戰中的大量暴行道歉。二戰結束已經71年了,日本現在仍然沒有道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有30年未予承認。美國精心策划了與日本正式結束二戰的條約,即1951年舊金山和約。當時有50多個國家受到邀請,但受到日本最大傷害的國家中國(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沒有被邀請參加。這一條約只是聲明,日本應該放棄從中國得到的領土如台灣,但沒有明確說明應該交還給中國。正是這種模稜兩可,觸發了美國和中國在承認台灣問題上的長期外交鬥爭。

1953年12月25日,美國琉球群島民政當局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情況下,發佈民政管理27號公告,單方面將釣魚島列為琉球群島的一部分,同時稱琉球群島的行政權在1972年移交給日本。儘管美國在多個場合聲明它對釣魚島的主權歸屬不持立場,但它同時聲稱這些島嶼受日美共同防禦條約保護。換句話說,美國表明自己願意在沒有道義和法律理由情況下與中國開戰。

在南海爭端問題上,美國媒體和美國政治領導人在講話時不斷批評中國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的國際法。然而對事實的研究得出的結果是,的確存在濫用權力,但濫用權力的國家是美國,不是中國。美國譴責中國軍事擴張並在全球製造不穩定,然而正是美國在中國周邊設立軍事基地,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結成軍事同盟。美國龐大的第七艦隊在中國周邊海域巡航,這支艦隊有60至70艘戰船和潛艇、200到300架飛機、約4萬海軍和海軍陸戰隊。

美國的所謂“亞洲再平衡”,實際上只是其長期包圍、孤立和削弱中國政策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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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外交政策是否符合美國和美國人民最大利益

美國實行包圍、孤立和削弱中國的政策超過65年,其間,中國被包圍,經常被孤立,但絕沒有越來越弱,也並非形單影隻。中國提出連通中國與多數亞洲和歐洲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發起相應的亞投行,從對“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感興趣的國家數目可以看出,中國在經濟上日益強大,與全球經濟聯繫更加緊密。

當然,每個國家都優先考慮本國利益。我對此毫無異議。但我懷疑從長遠看,美國對華外交政策是否符合美國和美國人民的最大利益。

與日本保持如此密切的盟國關係,可能會給美國自詡的正義與人權倡導者形象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日本至今仍不承認它在二戰中對整個亞洲犯下過大量殘酷暴行,也不對此表示道歉。

美國通過各種共同防務協定,準備與中國為那些美國沒有法律和道義理由參與的爭端開戰。與中國的戰爭將極其昂貴和持久,或許包括核武器。21世紀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核戰爭將不會有贏家。

在與中國競爭時,美國應該與中國一道解決世界重大問題,如打擊恐怖主義、環境保護、全球飢荒與世界和平,而不是採取不知所謂的敵視態度。同時,美國可以聯合中國和其他國家改善跨國、跨洲基礎設施,如高鐵運輸。在這些項目上的合作不僅有益於世界,而且美國公司和工人也可以分享這些巨大、尖端、有利可圖項目的好處。這些項目可以帶來大量的經濟機會。

美國應該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身上,提高本國整體競爭力,這將給美國人民帶來巨大經濟利益,而不是採取坦雅·哈丁(美國滑冰運動員)式外交政策,不公正地攻擊主要比賽對手。

從長期來看,當前美國包圍、孤立和削弱中國的政策不符合美國和美國人民的最大利益。美國應該尋求三贏戰略:美國贏、中國贏、世界和平贏。

最近美國政治領導人更替,對特朗普政府來說,這正是用新眼光看待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大好時機。當選總統特朗普選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有長期關係的艾奧瓦州州長特里·布蘭斯塔德出任美國駐華大使,這有可能使美國對華關係升溫。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一直嚴厲批評中國。他究竟會加強美國包圍、孤立和削弱中國的政策,還是經過一番波折後,意識到基於國家平等的政策才符合美國和美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呢?對其政策走向,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正如蒲安臣所想的,21世紀美國對華政策也必須基於國家平等。它必須基於對歷史和文化的了解,認識到不同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國家可能有不同的行事方法。平等對待其他國家將帶來長期的友誼、合作和共贏。

哪一位美國領導人能遠遠超出其他人?美國、美國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將受益於這樣的領導。用馬克·吐溫的話說,誰將成為這樣的偉人、美國之子和世界的公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