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應香港中美交流基金會的邀請，12月1日在美國紐約大學以《談談國際行為中“人”的因素》為題發表了演講，以下為演講內容）
· 2002年的阿富汗，有幾個孩子拿着黃色的鮮花向我們跑來
· 2011年的阿富汗，整個城市就像一個戰場
· 我是中國第一位維和女性，由衷地為柬埔寨的成功感到高興
· “當終於看到五星紅旗，知道祖國來救我們了，大家喜極而泣”
· 中國人也在思考：中國的成長對世界意味着什麼？我們能為世界做什麼？
· 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必然符合中國價值理念，在中國擅長和有能力的領域發生
· 外交面對的不是帶着面具的國家，而是許許多多具體的人
中美兩國經過多年交往已經建立起強有力的合作關係，但是兩國之間的氣氛並不總是很好，我在與各行各業美國人交往中，常常為兩個大國之間在許多方面存在的不了解和誤解而感到詫異。據說，原因之一是有不少美國人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對，總覺得應該朝他們期望的方向改變，而當這種改變沒有發生時就非常失望。現在兩國新一代年輕人成長起來了，他們更願意分享思想和彼此了解，這能否使中美之間的民意基礎得到加強呢？
我收到紐約大學的邀請之後，問一些中國的年輕人講什麼好，他們建議說，何不講講作為外交官的經歷以及你認為什麼是重要的？所以我決定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個人經歷，談談在判斷國際行為時，什麼是最重要的。
多年的外交實踐讓我觀察到，無論是多麼富有激情的理念、無論有什麼樣的道義目的，對國際行為的最終判斷要看它對人、對家庭和孩子們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是增加他們的福祉，還是破壞甚至剝奪了他們的“一簞食，一瓢飲”。
記得2002年5月初在阿富汗戰爭之後，我隨同中國外長代表團第一次去喀布爾訪問，那是一次難忘的旅行。當時我們在大街上可以隨意走動，當地人——包括背着槍的士兵——會主動與我們聊天。在長期戰亂之後，人們的情緒終於放鬆下來，對美好生活充滿期待，我甚至可以看到土路上被掃帚清掃過的痕迹。路邊的建築殘缺不全，二層樓以上只剩下一些框架，然而，在殘存的一層房屋和低矮棚子裡面，人們已經開始正常生活，能看到裊裊升起的炊煙和出售食品的簡易攤位。
有幾個孩子手裡拿着黃色的野花向我們跑過來，他們把花兒放在自己鼻尖下，臉上綻放着笑容。陪同說，這代表着和平和問候。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是如何強烈地感受到，這個國家的人民多麼渴望和珍惜安定生活，他們已經準備好從廢墟中重建家園。
2011年我再次回到喀布爾卻感到有些失望，大街上氣氛緊張，不能隨意走動了，儘管修建起許多新的樓房，但整個城市就像一個戰場，街上布滿掩體，我的車裡甚至坐着全副武裝的雪豹突擊隊員。想到當年那些孩子一定已經長大成人，但喀布爾似乎仍矗立在和平的門外，生活依賴外援。與我交談的許多阿富汗人希望國際社會更加一致地支持全面和解和重建。
說到和平，我見證過另一個國家從戰亂走向和平，那就是柬埔寨。上世紀90年代初，聯合國五常任理事國經過一年的艱苦談判，達成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協議。那是中國第一次參與涉及他國內部爭端的國際努力。與阿富汗不同的是，衝突各方都認可政治和解，支持由聯合國牽頭談判，尋找實現和平的路徑。
作為中方團隊的一員，我目睹了談判的艱辛和不易。談判代表處境不同，因而對利害的看法不同，對每個段落都很較真兒，甚至為標點符號而爭論。但最終各方還是達成了協議，授權成立了聯合國柬埔寨過渡時期權力機構（UNTAC）監督停火和選舉。我報名參加，成為中國第一位維和女性。我發現，在談判中經過各種複雜的妥協而形成的協議文字非常模糊，因而在維和行動中真正落實條文極為困難。每當出現執行混亂的時候，大家最常用的詞就是“混過去”。但在聯合國的監督之下，柬埔寨的停火還是保持住了，成功地實現了選舉，而贏得大選的是流亡多年的西哈努克親王之子，而不是衝突的任何一方。這說明，人民通過投票選擇了和平。
20多年之後的2012年，我再次訪問金邊，這個城市已經煥然一新，生機勃勃。我坐的的士司機英文講得很好，他來自偏遠的農村，是維和戰士教他學會了英文。他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我問他是否還記得以前的動蕩，他淡淡地說，那都是過去了。
我由衷地為柬埔寨的成功感到高興。一個國家有了和平，還有什麼是人民做不到的呢？而這正是為什麼通過外交手段爭取和平是如此地重要。現在，每當我在國際論壇上聽一些學者爭辯說需要用軍事手段解決一些國家的分歧時，我會想到當年在柬埔寨看到的缺胳膊沒腿的孩子，想到阿富汗人的期待。我認為，沒有比珍惜生命更偉大的道理，在我們所處的21世紀尤為如此。
在我的國家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推動了經濟實現快速發展，從根本上解決了十多億人的溫飽問題，而我們成功的前提是社會總體穩定，人民享有安全，得以追求他們的夢想。隨着現在中國與國際交往增加，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向世界，一個新的挑戰是如何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2011年初利比亞局勢開始動蕩，中方不認可西方對利比亞進行武力干涉，這種國際行為多年來已經產生嚴重後果，但西方高舉所謂的“道德旗幟”，不容他人分說。我們當時面臨的緊迫問題是，有3.58萬中國人在利比亞工作，他們的安危牽動全國人民的心。中國政府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撤離海外公民行動，可謂傾全國之力，人力物力毫無保留，租用了多艘巨型游輪把他們陸續轉運到希臘的克里特島，再派出20多架民航包機和4架軍用飛機接回國，在短短十多天里，中國公民全部安全撤回。
一位中國工人回憶道：“工地周圍不斷發生縱火、搶劫和槍擊，我們夢裡都能聽到槍聲。一位老鄉在搏鬥中失去了生命，我們決定離開，抬着受傷的夥伴躲進附近的山上，忍凍挨餓堅持了幾天。當終於看到五星紅旗，知道祖國來救我們了，大家喜極而泣。” 正如中國承諾的那樣，在危難時刻，國家保護人民安全。
中國在未來很長時間，都需要把實現國家的繁榮和現代化作為首要任務。我們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無論在經濟發展、社會管理和繼續扶貧方面，都面臨複雜的挑戰。中國的外交首先是要為國家的發展保障一個好的、能合作的外部環境。同時，中國人也在思考：中國的成長對世界意味着什麼？我們能為世界做什麼？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集中代表了中國的思考。確實，我們應該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提供更多公共產品，而我們的貢獻必然是符合中國價值理念的，並且是在中國擅長和有能力的領域發生。
中國是國際事務的後來者，缺乏經驗和知識。我們現在有30萬留學生在美國，在境外的留學生達到100多萬，他們很多人學成之後回到祖國，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紐帶。中國也需要從全世界吸納人才和經驗，包括要向美國學習。
總之，外交政策是由人，而不是冷冰冰的機器，來決定和實施的。成功的外交政策必然是對人有益的，外交面對的也不是帶着面具的國家，而是許許多多具體的人。國家利益的立足點是人民的福祉。希望世界各國的年輕人能夠攜手努力，讓尊重和保護各國人民追求平安生活的權利，成為21世紀國際事務的共同境界。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應香港中美交流基金會的邀請，12月1日在美國紐約大學以《談談國際行為中“人”的因素》為題發表了演講。上文由演講稿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