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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關係的戰略優先原則

2016-11-28

一場令人心力交瘁的美國大選剛剛落幕。選民們雖然作出了選擇,但漫長的選戰除了釋放出關於關稅、貿易安排、盟國關係和擴充軍力的危險信號外,在對華政策上並沒有多少建設性、務實或啟發性的討論。在僅具雛形的特朗普政府內部,存在兩種既難共存又相互矛盾的衝動:一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亞洲之外,二是強化在亞洲的存在。美國的全國性辯論並沒有聚焦我們的新政府和立法機構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上。而北京方面,也在試圖解析華盛頓這兩種衝動的最終影響是什麼,因為這也牽涉着中國未來的國內和外交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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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英國政治家哈羅德·麥克米倫據說曾被問道,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是什麼導致了哪怕是最穩健的國家航船偏離航道?也可能是杜撰,他的回答是:“事件,我親愛的孩子,是事件。”

美國剛結束的大選就是這樣一個“事件”,可以肯定的是,這種“事件”還會有更多。由於中國、美國和其他國家國內政治進程動蕩,二戰後秩序的地質板塊正在移位。戰後自由貿易秩序面臨著壓力:2015年全球商品貿易萎縮14%,服務貿易也減少6%。人們對東亞的一些條約安排爭論不休,當選總統特朗普則決心終止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地區核擴散危險上升,中亞和中東陷入了看上去無休止的動亂,歐洲一體化舉步維艱,仍在尋覓前進的方向。面對這些複雜事件,我們必須重拾戰略優先原則,並同時牢記兩個觀念。

首先,戰略基礎對有效管控美中關係不可或缺。同時我們必須記住,美中兩國關係還包括兩個社會之間的關係,而不僅僅是兩國政府、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兩個社會的互相依存帶來了蓬勃活力、持久力和充滿創造力的潛能,這都是雙邊關係中最強的優勢。地方政府、公司和公民組織之間的這種關係提醒我們,美中關係中存在着如此多的積極面。這次選舉出現的一個機遇是,34個州的州長職位被共和黨拿下,而共和黨通常主張自由貿易和投資,願意維持與中國穩定、建設性的經濟和文化關係。

在兩國都處於轉折關頭,哪些戰略性問題是雙方都應該重視的呢?對於美國,我會先問一問,奧巴馬政府聲稱美國的政策是,對於我們面臨的安全挑戰“我們沒有從中挑選的餘地”:朝鮮、伊斯蘭國、恐怖主義、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俄羅斯和中國眼下都被說成是主要挑戰,儘管時間點和方式有所不同。而我要問的是:“我們可以奢侈到不在這些威脅中進行選擇而罔顧事情的輕重緩急嗎?”如果必須選的話,把中國與其他威脅相提並論是否合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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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的首要義務是依照資源設定承諾。如果不這麼做,會令盟國和友邦擔憂,令對手蠢蠢欲動,會在國內製造混亂,並逐漸削弱國家實力和意志。只有為數不多的方法可以讓資源和承諾相匹配,那就是減少威脅、減少承諾、多交朋友以及(或者)擴充財政和政治資源。美國是時候做這四件事了。最好是將中國視為一個我們可以打交道的競爭對手,而不是一個當下或不久後的現實威脅。

其次,美國的長遠國家利益在於確保一個主權完整、團結的中國,避免歐亞大陸被單一或多個敵對勢力所掌控。這是美國政策的一貫目標原則,無論以往的挑戰來自19世紀的歐洲、20世紀上半葉的日本、此後的蘇聯,還是目前令人擔憂的政策趨同的中俄。如果這一原則仍被定義為美國國家利益的話,那麼,“從歐洲和太平洋兩邊施壓讓莫斯科和北京走到一起,又怎能服務於這一目標”?

我也想問北京一個問題:“中國在過去40年里大大提升了國力,國際體系已經並將繼續在國際機構中為中國騰出空間,堅持鄧小平戰略的核心特徵難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或者說,難道不應該消除亞洲和其他地區的疑慮,把領導人注意力、國家資源和民眾精力放在中國的民族復興大業上去嗎?”中國的人口趨勢令人擔憂,經濟再平衡任重道遠,更不用說還有環境壓力了。在中美所有共同利益當中,最大一項就是我們都渴望國家發展和復興。改善與華盛頓關係最快的辦法,就是北京改善與鄰國的關係。近期中國和菲律賓、馬來西亞為和平管控海上問題而採取的行動受到歡迎,這是向正確方向邁出的兩步。

最後,我想再問雙方兩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合作,來提升兩國共同參與的亞洲經濟和安全機制的密度?”還有,“氣候變化、全球健康問題、合作維護世界經濟穩定之必要,這些超出一國國界的問題,難道不正在形成現實的安全挑戰嗎?”順帶說一句,下一屆美國政府顯然打算拒絕巴黎氣候變化協定,這讓人非常不安。把我們共同的戰略關注提升到全球層面很難,但它是必不可少的。

全文由大衛·蘭普頓改編自他本人11月17日在華盛頓參加美中政策基金會年會時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