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決定採取單方行動解決與中國的知識產權糾紛，這是一個錯誤。相反，美國應該通過現有WTO框架解決問題。

美國政府既為匿名通信軟件提供資助，同時又試圖破解。中國政府一方面試圖推動其國家信息通訊技術領軍企業在全球的成功，一方面又在其自認為的網絡領土邊界設立越來越高的防火牆。如果國家無法在本國網絡事務上採取一以貫之的立場，那麼諸如聯合國政府專家組（GGE）等試圖為全面協議奠定基礎的機構又有多大成功幾率呢？

格雷厄姆•阿利森對中美衝突過程的描述，即他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外交政策圈引起了激烈辯論。本文作者傑瑞德•麥金尼探究了林蔚在最近一篇批評性文章中的觀念差異，尤其是那些林蔚用來說明姑息遷就比審慎的對抗更加危險的歷史性證據。

假如決定美國政策的是激情、無知和短視，那麼對維持和平關係的期望就要大大降低。特朗普總統不傻，但在讓自己受到教育之前，他是在冒險做蠢事，而中美兩國和亞洲多數國家要為此付出相當高的代價。

短期內，中美緊張關係加劇也許與外交政策有關，如對朝鮮的立場轉硬，或發生海上意外事件，又或者因為美國採取更具懲罰性的經濟措施。

美國眾議院本月14日通過的《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包括的涉台條款，衝撞、違反一中政策是顯而易見的。特朗普政府應該很好總結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教訓，盡量減少這個問題對中美整體關係的衝擊和干擾。

將朝鮮問題外包給中國至今從未見效，這次更不可能生效。無疑，中國的合作與協調至關重要，或許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眼下日益升溫的緊張局勢正在令本來完全不可取的空襲選項變得更有可能，除非特朗普能想出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為了說服中國，美國需要作出很多讓步，比如承諾如果朝鮮棄核，美國將撤除部署在韓國的反導彈防禦系統，並承諾不會將駐紮在朝鮮半島的美軍向北調動。然而，毫無耐心、行事衝動的特朗普政府似乎準備相信，中國並不想合作，而是打算用其他方式對付朝鮮。

作為一個積極-負面型總統，特朗普對美中關係的威脅在於，針對過往旨在維護脆弱地區穩定的政策方案，他傾向於採取破壞手段。這種由個性主導的戲碼對美中政策來說意味着該地區會經歷前所未有的動蕩，而維護地區穩定曾是各方精心打造的目標。在朝鮮於7月4日成功試射洲際彈道導彈的當下，與中國密切合作至關重要。

過去幾個月中美關係呈現積極進展，然而兩國關係仍存在隱憂。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將舉行，穩定積極的中美關係是中國領導人所希望看到的。特朗普政府也認識到「『讓美國重新偉大』的道路需要途經北京」。中美需要相向而行，為兩國民眾和國際社會提供更多「戰略保證」。

雖然美國政府常年來一直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美國鋼鐵業卻持續處於困境。特朗普總統打着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推出了一套新的貿易保護主義議程，但他卻繼續無視困擾美國鋼鐵業的真正問題。

布魯塞爾與北京新的友好關係源自歐洲與中國日益趨同的經濟利益，以及歐洲與美國日益背離的戰略利益。雖然這一轉變被認為是對特朗普帶來的政策真空的反應，但事實上，布魯塞爾與北京的關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穩步發展，即便是在美中關係遭遇壓力的情況下。

新對話機制是對中美先前高層對話機制的延續和升級，為中美管控分歧、加強合作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象徵著中美關係未來之門的開啟。

冷戰結束和中國融入世界經濟所形成的背景引發了對中國在國際體系中「身份認同」的認真反思。雖然力量平衡的轉移、社會化以及危機的出現促使中國參與到全球治理當中，但中美全球治理合作卻未能取得同樣的進展。面對從聯合國體系向全球治理的轉變，中國應當考慮減少對近70年前成立的國際正規機構的關注，轉而關注雙邊和多邊層面上（如G2、G20）的創新機制。

中美首輪外交安全對話是落實兩國元首海湖莊園會晤共識的重要舉措，對其他三個內閣級別的對話、7月兩國元首在G20會議期間的會晤以及特朗普總統今年晚些時候的訪華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