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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何從美國轉向歐盟尋求貿易和投資

2017-07-03

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一天後,《世界報》宣稱:“我們都是美國人。”但當美國的軍事報復行動席捲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後,美歐源自共享苦難的蜜月期很快便走到了盡頭。相反,由於對布殊總統外交政策的重大轉變存在巨大分歧,大西洋兩岸深遠的裂痕開始顯現。

當下,很多人都體會到一種奇特的似曾相識感。

似曾相識的跨大西洋裂痕

特朗普總統剛剛離開歐洲啟程回國應對通俄危機,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就暗示,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不再是一個可靠的親密盟友。大西洋兩岸的分析人士隨即開始大聲疾呼,警告美歐關係可能會出現劃時代的轉變。此後,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出訪德國期間呼籲,中歐雙方應共同努力,推動全球化進程。

正是這份共識讓中國和歐盟開始為拯救抗擊氣候變化的全球協定作準備,特朗普聲稱將退出該協定。歐洲理事會主席唐納德·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和李克強總理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歐盟和中國承諾將致力於全面執行巴黎氣候協定。

與此同時,華盛頓也變得憂心忡忡。《紐約時報》的一則新聞標題反映出這種憂懼:“中國在特朗普和德國的裂痕中看到機遇”。像往常一樣,這一轉變被認為是對特朗普帶來的政策真空的反應。但事實上,布魯塞爾與北京的關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穩步發展,即便是在美中關係遭遇壓力的情況下。

與美國一樣,歐盟的確信奉西方獨特的價值觀和利益訴求。但與華盛頓不同的是,布魯塞爾不認為歐洲應當成為照耀世界的“閃耀之光”。布魯塞爾也不分享華盛頓全球軍事優勢的戰略利益。歐洲偶爾會支持美國救世主般的政權更迭行動,但這些行動通常都伴隨着巨大的政治風險。

想想托尼·布萊爾在入侵伊拉克之後政治生涯的斷送,或者法國總統奧朗德在干預北非和中東後支持率的暴跌,又或是意大利總理馬泰奧·倫齊對美國“民主促進”時斷時續的軍事支持。在英國,布萊爾的失勢為戴維·卡梅倫領導的保守黨後來上台鋪平了道路,而後者對美國的一貫依賴助推了英國脫歐。在法國,奧朗德的失去民心導致社會黨陣營分崩離析,並幫助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取得大選勝利。在意大利,倫齊的行為令貝佩·格里洛領導的激進中間偏左的五星運動和馬泰奧·薩爾維尼領導的激進中間偏右的北方聯盟登上歷史舞台成為可能。

中歐美貿易投資轉變

過去20年中,中國已經成為了美國和歐盟的重要貿易夥伴(圖表1)。

圖表1 美國和歐盟與中國的經濟關係

(a)美國和歐盟與中國的貨物貿易(單位: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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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國和歐盟與中國的服務貿易(單位: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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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美國和歐盟與中國的直接投資(單位: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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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由於同樣的貨物或服務在中國、美國和歐盟的定義稍有不同,這導致三方數據存在較大差異。此外,美國的投資數據與其他機構如榮鼎諮詢公司相比傾向於更加保守。

來源:歐盟數據:歐盟委員會。美國數據:(a)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數據網 ,(b)和(c)美國經濟分析局(BEA)。

在貨物貿易領域,美國和歐盟相對中國都擁有大量逆差。美歐都從中國進口數千億美元的貨物。但美國對中國的逆差幾乎是歐盟的兩倍。雖然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增長最為迅猛的出口目的地,歐盟公司對中國的出口幾乎是美國跨國公司的兩倍。

在服務貿易領域,美國和歐盟相對中國都擁有大量貿易盈餘。這種情況在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經貿合作中很典型,前者更接近創新前沿,而後者尋求追趕技術差距。但美歐的貿易盈餘與以往相比都出現了大幅減少。隨着中國公司變得更具競爭力,這種差距正在日益縮小。

雖然中國希望美國可以向中國公司進一步開放高科技產業,但這種願望很難實現,因為華盛頓認為中國公司涉嫌參與科技間諜和國家安全活動,我們可以從本世紀中國石油巨頭中海油及信息通訊技術巨頭華為高調收購美國公司的紛爭上看出這種擔憂。

在外國直接投資領域,美國和歐盟都有大量逆差,但歐盟逆差為美國的三倍,這不僅僅是因為歐盟公司遠比美國同行更熱心投資中國。雖然歐盟公司對中國的投資遠超中國對歐盟,但隨着中國資本開始走向世界,這種狀況自2010年代早期起開始發生轉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公司對歐洲的投資已經遠超對美投資。

歐盟成員貿易敞口轉變

如果我們將關注點從歐盟整體轉向個體成員國,這些趨勢會變得愈發明顯。

二戰結束後,作為領先出口國,美國經濟曾短暫佔據世界經濟的半壁江山。但在過去15年中,隨着中國加入WTO,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可以從歐盟主要成員國對美中兩國貿易敞口數據對比中窺見一二。

比較後可以發現,雖然按相對價值計算,歐盟前8個成員國(其經濟總量占歐盟GDP超過80%)對美國的出口一直超過對中國出口,但歐洲從中國的進口額卻持續增長。英國對美國的出口或許高於中國,但從兩國進口的規模相當。作為歐洲最大增長發動機的德國也是如此,對中國的進口與出口持平;法國也同樣。在意大利,這種情況更加明顯。而歐洲較小規模經濟體——西班牙、荷蘭、瑞典和波蘭——也存在類似趨勢(圖表2)。

圖表2 歐盟對美國和中國貿易敞口排名前8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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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紅球代表對中國貿易敞口;藍球代表對美國貿易敞口

來源:美國和中國的進出口數據來自CIA世界概況

未來幾年,中歐經貿關係很可能通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外國投資繼續增強。此外,隨着中國從凈出口和投資轉向消費和創新,歐洲科技企業和品牌很可能在中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歐在創新領域的合作也會隨之興盛。

中歐經濟利益趨同

布殊時代,由於在安全問題上的分歧,美國和歐洲幾乎分道揚鑣。現在,雙方在經濟聯繫和氣候變化上的深刻裂痕又助長了結束關係的呼聲。皮尤研究中心近期發佈的一份報告尤其凸顯了這一態勢。報告認為,在特朗普時代,美國在全球公眾心目中的形象遭受了巨大打擊。然而,這種觀點錯在它認為這種趨勢是新近發生的,主要反應了人們對特朗普總統的反感。

事實上,這是美國從二戰後國際主義和自由貿易向冷戰後民族主義和新貿易保護主義轉變的一個長期趨勢。特朗普的當選是基於對這一趨勢的利用,而非創造。正如美國民眾調查結果顯示的那樣,這股趨勢于越南戰爭餘波中浮現,隨着“911”恐怖襲擊和2008年伊拉克増兵,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逐步增強。歐洲和中國領導人均視這種趨勢為美國的全球風險(圖表3)。

圖表3 從二戰後國際主義到冷戰後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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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問題:“美國應在國際上只關注本國事務,讓其他國家自力更生。”

注釋:1964年之後的數據來自“公眾對美國的世界地位猶豫不決、存在分歧”,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4月。

來源:“探索動蕩世界中的美國角色”, 蘭德公司,研究摘要,2017。

把德國總理默克爾推向中國的不僅僅是特朗普,還有近30年美利堅帝國的新保守主義夢想、民主黨人的自由派干涉主義以及自里根革命以來美式福利國家的逐步解體。這些帝國主義幻夢、政權更迭政策、放任保守主義的理念,無一在歐洲擁有大量支持者。

雖然大西洋兩岸傾向於共享相似的價值觀,但雙方的利益卻開始背離,與此同時中國和歐盟的利益卻開始趨同。在中歐關係上,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及抵禦氣候變化與中國利益攸關,北京與布魯塞爾的共識遠超華盛頓與布魯塞爾。這種轉變不應僅僅被歸結為特朗普上台。從歷史上看,這是從里根革命時代就早已開始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