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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負面型總統特朗普對美中政策的威脅

201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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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出版的《總統的性格》一書中,杜克大學教授詹姆斯·戴維·巴伯將人格種類進行描述歸類,並以此預測總統行為。他的歸類基於兩個標準,一是總統們對於自身的總統職位基本持正面還是負面態度,二是他們在履行總統職責時是積極還是消極。當一位總統的性格特徵表露得非常明顯時,這些特質可以為我們預測其行為提供線索。唐納德·特朗普正是如此。

約翰·肯尼迪是積極-正面型性格,他享受總統角色,並積极參与政策制定,但他也擁有必要時從政策失敗中全身而退的靈活性。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在漫長的戎馬生涯後,覺得總統職務不盡如人意,他行使總統職責大多出於責任感。作為消極-負面型性格的總統,艾森豪威爾儘可能地避免紛爭和政治爭鬥。羅納德·里根則是消極-正面型性格,他熱愛總統角色,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樂於委派他人行使政策職責。

最危險的莫過於那些擁有積極-負面型性格的總統,原因在於雖然他們擁有超強動力,但傾向於強迫症,把權力當作自我滿足的工具,執着於成敗,刻板僵化以至於無法放棄失敗的政策方案,很難控制性格中的進攻性。擁有積極-負面型性格的人總能發現“敵人”,也經常會面臨一些導致其毀滅的問題或困難,而這些問題或困難有時是自作自受,如理乍得·尼克松與水門事件,林登·約翰遜與越南戰爭。唐納德·特朗普的推文已經暴露出他的強迫症和進攻性,其行為由自我意識驅動,並沉迷於展示自身成功。

令公眾和兩黨政治家們驚愕的是,特朗普不能或不願針對普京或俄羅斯發表任何負面言論,哪怕美國正在就俄羅斯干涉2016年大選及特朗普競選團隊涉嫌通俄展開一系列調查。特朗普稱其為騙局,指責奧巴馬政府,並要求向遭受調查的他道歉,他稱這些調查為“政治迫害”。當選總統特朗普在2016年12月16日的推文中對普京的崇拜之情溢於言表,普京當時決定不對奧巴馬新出台的對俄禁令採取報復行動:“(普京)推遲這一步做得好——我就知道他很聰明!”從不回應、甚至拒絕承認俄羅斯參與入侵美國2016年大選系統的特朗普表示,他可能會成為普京的終極粉絲。他與俄羅斯的瓜葛或許會成為作繭自縛的問題,並最終導致其毀滅。

作為一個積極-負面型總統,特朗普對美中關係的威脅在於,針對過往旨在維護脆弱地區穩定的政策方案,他傾向於採取破壞手段。在朝鮮於7月4日成功試射洲際彈道導彈的當下,與中國密切合作至關重要。作為對美韓隨後舉行的軍事演習的回擊,金正恩利用了總統的自負,嘲諷了特朗普。

擁有積極-負面型性格的特朗普

出於很多不同原因,共和黨人、民主黨人、家庭成員以及——或尤其是——總統的律師團隊希望唐納德·特朗普停止他那些通常極具進攻性的、個人化的、有時甚至是基於捏造事實的推文。他針對MSNBC主播米卡·布熱津斯基的人身攻擊哪怕以過去的標準衡量都令人震驚,這引發了包括共和黨領導層在內的強烈反應。構成成分複雜、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依然追捧他的推文,因為這些推文說出了他們對這個無法理解也無法喜歡的世界的憤懣和挫敗感,但即便是這部分選民中的一些人也開始對特朗普的海量推文感到厭倦。

特朗普發推特是因為這可以令他表達當下的所思所想。但現在的問題是,以白宮新聞發言人西恩·斯賓塞的話說,他的推文“會被當做美國總統的官方聲明”。此外,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援引了特朗普2017年6月5日的推文“其他人、律師和法院隨便叫它什麼都可以,但我就是要叫它——我們需要的、實際上就是——旅行禁令”,法院認為這顯示出特朗普“已經超出國會的授權範圍”。熱烈歡迎特朗普如強迫症般發推特的應該只有記者、歷史學家和分析人士了,他們依靠推文窺探特朗普未經過濾的想法和思維方式,喜劇演員也歡迎他大發推特,因為這些推文不啻為取之不盡的笑料。特朗普對政治規範的蔑視無疑顯示出,曾被歷任總統推崇的禮儀和官方交流方式已經成為歷史遺物。

語言學家、認知學家喬治·拉考夫認為,自2009年首次開通推特賬號以來,特朗普就一以貫之地利用推特先發制人地構建想法(哪怕只是脫離現實的空想),轉移人們對其負面信息的注意力(哪怕只是脫離現實的空想),試探政策立場的輿論反應。這些試探令政府部門,尤其是國務院,在釐清並解釋哪些推文事關美國政策哪些不是上疲於奔命。而對於特朗普總統來說,這些推文幾乎成了他的擴音器,也是推銷自己、攻訐他人的武器。正如邁克爾·克魯澤形容的那樣,特朗普“衝動、散漫、沉迷於發號施令、報仇雪恨,以自身的成功形象為生,哪怕這種形象與客觀現實完全不符。他永遠不會退讓。他永遠不會放手”。唐納德·特朗普的自我意識主宰着他的全部世界。

顯然,特朗普相信他在商界的成功理應幫他順利過渡到總統職位和政壇。經商時期,特朗普的經營方式為封閉型,而當他試圖將美國定位在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立場時,他相信自己正在推行一套歷經考驗的商業哲學信條。然而,世界的反應出乎他的意料,迎接那些推文和聲明的只是嘲諷和揶揄。特朗普只是暴露出自己身處美國總統這一職位是如何坐立不安的負面性。而被特朗普稱為“假新聞”的媒體是他的天敵,正如對另一位積極-負面型總統理乍得·尼克松一樣。

通過不斷製造“假新聞”敘事,將主流媒體定位為公敵,特朗普顯示出自身對於總統職務限制的憤怒和挫敗感。特朗普總是針對主流媒體,因為在後者眼中他的形象與其自身擁有的自我正面形象相左。特朗普及其代理人們聲稱,為詆毀並抹黑其總統任期,主流媒體捏造新聞欺凌他。

立法者、心理學家、同僚和其他人都稱唐納德·特朗普為自戀者,其程度包括“世界級”和“中毒級”。人人都有自我意識,而強大的自我意識通常與領袖及領導力相連。自戀的病態表現包括將自我相關因素極端化,如誇大和無限偉大化(“相信我,我對伊斯蘭國的了解遠超那些將軍們。”),需要來自其他人的過度崇拜(開會時要求每個內閣成員對其極盡讚譽之能事),缺乏對他人的同理心(取笑《紐約時報》殘障記者塞奇·科瓦列斯基)以及傲慢(“我可以站在第五大道中央朝人開槍,這樣我都不會丟掉任何一個選民。”)。雖然對於自戀症的診斷不是本文要探討的領域和專長,但顯然唐納德·特朗普是一個由強大自我意識驅動的典型案例。

特朗普沉迷於展示自我成功的例子屢見不鮮。他稱自己的選舉人勝利為“巨大的壓倒性勝利”,雖然事實並非如此。他堅稱(借白宮新聞發言人西恩·斯賓塞之口),參加他就職典禮的人數為“歷史最高,句號”。他還宣稱“從未有過任何一位總統……除了極少例外……比我批准過更多法案,做過更多工作”。

這種由個性主導的戲碼對美中政策來說意味着該地區會經歷前所未有的動蕩,而維護地區穩定曾是各方精心打造的目標。

積極-負面型總統掌舵美中政策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6年發佈了一份報告,該報告結合中國經濟軍事力量的崛起及美國全球力量不可避免的相對衰落,展望了美中政策的未來。“鑒於大量安全、經濟和外交因素,美國或中國為確保未來主導優勢的努力將被證明是徒勞且危險的。相反,創建一個穩定的實際力量平衡對兩國來說必要且可行。”近期兩本關於中國的著作——傅好文的《天下萬物:歷史如何幫助中國力爭成為全球強國》以及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么?》——都強調,若想避免軍事對抗,華盛頓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戰略動機與抱負,並以深思熟慮的方式進行回應。不幸的是,審慎、仔細研究事實、維護穩定並非積極-負面型總統的性格特點。

2016年12月,當選總統特朗普與台灣領導人蔡英文通電話,並在推特發文,此舉立即引發了美國對華對台政策是否會隨新政府上台而改變的疑問,該政策長久以來一直致力於維護有利於美國的地區穩定。隨後,2017年4月,特朗普在一次採訪中提到,如果再與蔡英文通話,他會事先與北京方面進行溝通。此舉對於中國來說令人安心,但對台灣來說則令人不安。顯然,特朗普在台灣問題上態度的轉變是出於在朝鮮問題上需要中國幫助的考慮,而朝鮮在國際關係的亞洲棋盤上不是什麼新變量,也很可能成為“國家安全議程上最緊迫的議題”。對於那些受自我意識驅動的人來說,對美國外交關係抱有興趣、了解基本事實和變量並非永遠都是優先事項。雖然特朗普總統似乎為了與中國合作而改弦更張,但我們是否能夠一直指望這種政策重組還有待觀察。

作為候選人的特朗普曾花費大量時間在多項議題上抨擊中國,尤其是美中貿易協議,他宣稱“他們用剝削美國的錢重建了中國”。為兌現競選承諾,特朗普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他或許並不明白該協議不僅事關貿易,同樣事關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影響力。現在,這份影響力只能讓給中國。同時,中國對美國貿易來說也並非一無是處,自上台以來,特朗普的家族企業就在中國獲得了新的商標權,令他們得以進入利潤豐厚的中國市場。

美國進步中心高級分析員、前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副助理國務卿邁克爾·富克斯認為,或許最重要的是“特朗普似乎並不知道如何應對中國”。斷續的政策和紙老虎式的攻訐會讓中國認為“無需嚴肅對待唐納德·特朗普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事實上並未“過多偏離慣例”,如特朗普總統最終重申了美國長期的“一個中國”政策,並放棄了要把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的競選承諾,中國仍會變得更大大膽、更咄咄逼人地維護自身利益,從而破壞長久以來有利於美國的穩定。

唐納德·特朗普不是第一個被認為乖僻、愛惹麻煩的美國總統。在2005年發表於《時尚先生》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人士湯姆·巴奈特敦促小布殊總統(他也被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擁有積極-負面型人格)利用其令全球膽寒的“西部牛仔”形象“令第二個任期有意義,維護自身政治遺產,同時,哦,是的,創造一個值得人類生存的未來”。雖然現在看來無非是後見之明,但那些“西部牛仔”歲月並未給美國帶來多大好處,這還是在小布殊坐擁一套人員齊備、經驗豐富的國家安全團隊情況下,而特朗普政府並沒有這一優勢。現在仍有數百個職位空缺,其中很多都是對維護穩定非常重要的日常事務崗位。最終,軍方人員——雖然在作戰任務中表現卓越,但他們傾向於將所有議題視為只有動用軍事大棒才能解決的釘子問題——填補了很多安全事務高層崗位。

結論

一位乖僻的總統關注事務——自我意識、家族生意、俄羅斯——而非政策,如果再沒有一個擁有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的團隊輔佐,這對美中關係未來或亞太地區穩定來說不是好兆頭,尤其當美國需要應對一個更加大膽的中國時。我們希望,地區領袖、國家團隊及那些已經入職的國家安全顧問們能夠說服特朗普總統,穩定而非混亂才最符合美國利益。我們同時希望中國領導人明白,一位擁有積極-負面型性格的總統可能僅僅為了彰顯自己的“領導權”而在危險情況下加倍下注。無論對美國還是中國來說,魯莽都最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