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信息化、產業鏈、價值鏈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發展潮流。冷戰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國際社會格格不入。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顯然具有制衡中國影響力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目的。「印太戰略」不應成為激化中美競爭的工具。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願景」並不是中國及其他國家在亞太地區發展計劃的替代品。這是一場地緣政治遊戲，受益的可能主要是發達國家。亞太地區需要的是可持續的、長期加快經濟發展的計劃，而不是新的地緣政治分歧。

中美對抗除了雙輸之外，還有可能導致無法確定的第三方的崛起。

美國針對中國採取的貿易措施有可能引發中國債務危機進而迫使中共在商業上早早投降的戰略觀，是出自對中國經濟基本面的嚴重誤判。這種誤判可能加劇並延長原本有限的貿易戰，給中美關係和全球經濟秩序帶來災難性後果。

美國政策的適度改變有可能大大緩和南海的緊張局勢。具體來說，特德·蓋倫·卡彭特認為，華盛頓應大量減少對抗性的「航行自由」巡邏，不再把北京當成破壞性因素來對待。

近期，美國政府在經貿領域針對中國的行動顯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極限施壓」特色，這種策略不僅將根本性惡化中美兩國的長期關係，也存在着重大風險。

中美關係出現對抗，往往與美國認為中美關係是零和對立的觀念有關。

對手可以合作，而且在全球化時代，中美兩國合作空間依然很大。中美合作雙贏、對抗雙輸，這條原則不會因為美國把中國定位為對手而改變。

對中國「經濟侵略」的指控是錯誤的。

美國「印太戰略」與「亞太再平衡」一脈相承，前者是後者的延續和升級，但這一戰略前景暗淡，改變不了印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大勢。

最近的事件表明，美國幾十年來對中國的通融政策正讓位於加倍阻止北京的進步。然而，不合理的反制可能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注入不穩定性。要展示領導力，至關重要的是為通過談判達成解決方案留有餘地。

作者探討了妨礙中美就當前貿易爭端達成協議的政治與安全因素，認為這些絆腳石應促使我們從大局着眼，規避貿易戰的災難性後果甚至更糟的戰爭風險。

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新態勢，源自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兩國內外發展進程的相互激蕩，是多極化國際關係格局下的大國博弈。中美雙方都無法憑一己之力改變這一歷史發展進程。

美中針鋒相對的關稅舉措不斷升級，將中國蔑稱為不公平競爭者和過錯一方變得流行。中國被指控欺詐美國、強迫外國企業轉讓技術、在貿易上奉行重商主義等。但仔細思考便知，上述指控毫無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