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美貿易戰為標誌，中美兩國關係近來持續惡化，凸現兩國作為新興大國與霸權國家之間戰略取向和利益之不同。一個希望和平發展、民族復興的中國被美國視為“必定會挑戰美國全球利益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華政策從合作與遏制兩手交替使用，轉為以遏制與打壓為主，合作意願直線下降。西方學者認為，中美關係將“從合作的對手”向“對手的合作”轉變，而且他們對於中美在相互定位發生重大變化後能否繼續合作，即進行“對手的合作”，持十分懷疑的態度。

那麼，究竟如何正確看待正在經歷歷史性變化的中美關係呢？兩國關係的前途又會如何，是否就此陷入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而進入全面對抗階段呢？面對這麼沉重的問題，我們需要進行深入、冷靜的思考，保持戰略定力，冷靜應對，從最好處努力，做好最壞的準備，不被“左右”任何一方所“忽悠”，儘力避免兩國關係陷入螺旋式下降的“旋渦”而難以自拔。

先看看中美“合作的對手”這40年路程是怎麼走過來的。

20世紀後半期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長達數十年的美蘇冷戰結束，美國進入“獨步天下”的“美國時刻”，雖然只持續了短短20年時間（1990-2009）；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13億人口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義無反顧地投身全球化，並在現有國際體系內迅速發展成長。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美國希望從中國市場獲取最大利益的“美國第一”派，與希望在全球推廣美式自由民主思想的“國際主義”派，在對華政策上合二為一，走到了一起，形成持續了40年、“合作和防範”兩手交替的對華戰略。美國的精英們孜孜以求，希望通過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在中國引入市場機制和資本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引導中國的政治制度向美國設計的方向發展，以圖把中國塑造成“另一個美國”，“不戰而屈人之兵”，且能從中獲取巨大政治和經濟紅利。

中美建交近40年，經歷了跌宕起伏，有很多困難和矛盾，但始終是合作與鬥爭共存，以合作為主。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堅持走符合國情和世情的和平發展道路，在全球化的大風大浪里摸爬滾打出來的。同時，中國與世界其他大國關係主要基於中美關係基本保持穩定，美國、日本和西方國家總體歡迎中國發展。

不管美國出於什麼戰略考慮，其結果是中國在相對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中通過改革開放、融入全球生產鏈，使中國經濟上了好幾個台階，總量達世界第二。可以說是今非昔比，中國面貌發生了徹底變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中國與全球性強國尚有不少距離，但全球性大國的地位已經難以動搖。這是客觀的分析，不是盲目自大。

說改革開放這40年中國與美國是“合作的對手”，這個說法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當然這裡涉及對“對手”的定義，因為“對手”是個相對中性的標籤。也許把這個歷史階段的中美關係描述為“事實上的合作夥伴”可能更為恰當。

2009年底，奧巴馬訪華時發表兩國聯合聲明，在反覆磋商基礎上，聲明強調中美將努力建設面向21世紀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雖然主要着眼於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但聲明所表述的兩國關係願景是正面、積極的。奧巴馬回國後因此遭到新保守主義者的抨擊。

我們客觀回顧中美40年的歷程，儘管兩國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不同、戰略取向和利益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不同，但並沒有妨礙兩國在各方面包括戰略層面進行廣泛合作，而且經濟合作一直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

中美40年“合作的對手”關係是雙向的，給中美兩國都帶來巨大紅利。中國發展需要美國的合作，需要進入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市場；美國則一直看重中國市場的巨大現實和潛在利益，這是客觀事實。

1979年中美建交時雙方有共同的戰略需求，1989/1990年這一共同戰略目標因冷戰結束而消退，經濟合作“雙贏”便成為兩國繼續合作的重要基石。這個階段中美是經濟合作的對手，由於在全球價值鏈所處位置不同，經濟優勢不同，經濟的競爭面並不突出，互利互補和合作雙贏是主流和常態。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和矛盾不是不存在，而是不佔兩國關係的主流，雙方都很務實、客觀。

當然，美國40年來之所以着眼於中美合作有其深刻的戰略考慮。這一對華合作與防範並存的戰略經歷八屆美國總統，雖因國際局勢和兩國關係的變化會有所側重、有波動起伏，也有複雜尖銳的鬥爭乃至衝突，幾乎每屆總統任期內都會有雙方“走邊緣”的大大小小的危機，但中美“合作的對手”關係總體得以維持，一直到近年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那麼為什麼這兩年特別是特朗普上台後中美關係急轉直下了呢？這與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演變，以及美國對世界的看法發生重大變化有着緊密的關聯。

美國在冷戰後雄心勃勃的想改造世界，在遭遇2001年史無前例的恐怖襲擊後，不得不對美國的戰略威脅順序做出重大調整，防範大國崛起被“全球反恐”所替代，位置明顯後移。於是，美國在21世紀頭十年先後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出現了重大戰略失誤，2007/2008年又遭受發端自資本主義核心華爾街的全球金融危機和隨後經濟危機的衝擊，軟硬實力均遭重創。與此同時，美國目睹中國在全球化大潮中乘勢而起，發展迅速，使美國的“戰略焦慮”加劇，防堵新興大國崛起的衝動再次強烈起來。

美國朝野開始反思美國對外戰略過度擴張導致“人財兩空”的惡果，以及對華戰略和政策的嚴重方向性“錯誤”。這次反思堪比新中國成立時美國戰略和外交界關於“誰失去了中國”的大辯論，它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要深刻、都要徹底，兩黨及社會各階層都捲入其中。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犯了戰略錯誤，需要調整對外戰略重心，從歐洲和中東兩大板塊收縮，轉而對付既有能力又有可能挑戰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新興大國，特別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中國。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各項國家安全（國防）戰略報告，都正式把中國列為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這恐怕就不是心血來潮，也不是美國某個總統或者部分“鷹派”人士的看法了，而是美國朝野經過深思熟慮後得出的戰略判斷，這在短期內不會改變。

既然中美互為“對手”已經明確，兩國關係如何發展就更加引人注目，加上特朗普本人強烈的不確定性，許多人深表擔憂也是可以理解的。兩國有可能從貿易戰開始一路對抗走下去，就此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嗎？這種可能性自然不能排除，而且不加管控，可能性還不小。恰如遠處朦朧可見的“灰犀牛”，乍一看沒什麼可怕的，不就是一頭莽撞的“灰犀牛”嘛。這邊是醒了的獅子，睜着眼睛看着呢，倒頭來無非生死一搏。

其實這種情景的描述並非歷史之必然，在全球化利益共同體內各國經濟相互依賴日益增強、中美又是核武器國家的事實面前，灰犀牛也好，獅子也罷，都不能代表未來，不能過早下這樣那樣的結論。中美作為兩個全球性大國，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全面衝突是可以也應該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更是可以跨越或者填平的，關鍵是要清醒地認識自己和對手，認識我們共同生活的世界，真正負起大國的責任。

這就提出了中美作為“對手”，而且依照美方說法是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是否可以繼續合作，以及如何進行合作的歷史性課題。答案是：對手可以合作，而且在全球化時代，中美兩國合作空間依然很大。中美合作雙贏、對抗雙輸，這條原則不會因為美國把中國定位為對手而改變。說到底，對手並非敵人，只是作為檯面上的對手，美國對中國的競爭和打壓會佔主流，如果處置不當，從對手滑向敵人的可能性會增大。

既然中美作為對手可以合作這個結論站得住腳，我們不能樂觀，也不必悲觀，或者悲天憫人，從此對中美關係喪失信心。現在需要認真思考的是，在兩國戰略態勢和判斷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中美合作的意願、空間、領域都會跟着變化。這種形勢下，中美該如何合作，或者說如何既鬥爭又合作？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些分析和思考。

首先是安全領域。中美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武器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對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負有特殊的責任，根據《核不擴散條約》對防止核武器和核技術的擴散也負有重要責任。中美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伊朗核問題（雖然特朗普放棄了伊朗核協議）、朝鮮半島核問題上都進行了有效的合作。這些合作可以也應該繼續下去。

不管美國出於什麼地緣政治考慮，中美在安全領域進行對抗或進入“冷戰”於兩國、於世界都是災難。如今，美國一心強化其軍事同盟，在亞太對中國保持強大軍事壓力，這不是“對手的合作”，而是“對手的對抗”，是沒有出路的。第一，中國是陸地和海洋大國，有足夠的戰略縱深和軍事實力來應對；第二，現在美國號令天下的指揮棒也失靈了，不可能再組織起像冷戰時期那樣的軍事對立的陣營。

中國提出的合作安全、集體安全原則和建立全球夥伴關係網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設想，應該是安全領域中美合作的正確方向。也許眼下中美兩種安全思路還分不出高低，但是集體安全畢竟是各國的共同願望，美國不要期望在別國不安全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絕對安全，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中美在安全領域需要加強務實溝通，達成一些基本共識，建立可能合作的框架，明確不能突破的底線（譬如台灣問題），確定合作的具體領域。至少需要保持克制和清醒，管控可能發生的衝突和擦槍走火，更不能被任何第三方拖入軍事衝突。

其次，世界經濟需要保持穩定、持續的增長；以國際普遍接受的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需要各國尤其是中美等貿易大國共同維護；國際社會亟需防控金融風險累積，防止再次爆發金融危機；各種全球性挑戰這些年接踵而來，氣候變化、能源安全、傳染病跨境蔓延等等，沒有國家可以置身度外，需各國合作應對。

已經成功運營了數十年的全球經濟金融秩序對中美兩國都有利，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也需要中美保持合作，甚至引領各國的合作。即使只從美國利益考慮，中美合作也是必要和必須的。

如果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以貿易戰等保護主義措施來損害別國利益和國際規則，其結果一定是世界經濟的整體倒退，不會有贏家。又如果在制定新的國際規則時想排除中國，就像奧巴馬時期美國推進TPP那樣，或者像特朗普現在做的，徹底推翻中美雙邊協議和習慣做法，以求“美國第一”和利益最大化，這些都是不可取，也是做不到的。

中美作為第一、第二大經濟體，有責任和義務來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維護國際經濟體系的正常運營，阻止保護主義的泛濫。因此，中美貿易戰不可取，雙方應該回到談判解決的軌道。當然現在美國依然我行我素，執意為之，甚至不斷加碼升級，壓中國“投降”。下一步究竟怎麼走，牌在美國手中。中國是不會、也不可能“投降”的，中國人的字典里沒有這個詞。中國現在能做的還是沉着冷靜，不挑起貿易衝突，也不怕貿易衝突和貿易戰，“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中國不搞陰謀詭計，我們將與其他希望維護世界經濟秩序和全球自由貿易的國家加強磋商與合作，增強正能量和各國的信心。

再則，第三次工業革命風起雲湧，如火如荼，席捲世界各國，推動時代的前進步伐。抓住技術進步的重大歷史機遇，尋找推動世界經濟再次騰飛的重大科技創新，是中美和其他國家的共同努力方向。美國是科技巨頭，在許多科技領域領先世界，中國在核心技術方面與美國相比還有不小差距，但是全球化發展使得科技進步也具有世界性，單靠一個國家的科技進步是帶不動世界經濟發展的。

這方面，中國多年來下大力氣投入基礎科技研發，在人力資源特別是工程師人數上也是有優勢的，而且在個別領域中國甚至可以說已經處於世界先進水平。美國對“中國製造2025”等存有嚴重偏見，想通過制約中國的科技進步來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這種思維不屬於全球化時代。中美可以、同時有條件在高科技領域進行適度合作，無非是要選擇好雙方互利共贏的領域。美國擔心的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其實被誇大和政治化了。中國是個負責任的製造業大國，深知知識產權保護對自身和世界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已經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建設和實際執行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且將持之以恆地做下去。如果美國想在高科技領域壓制中國的發展，那也就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可能持久。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步伐不可阻擋，中國也不可能在孤立的環境里發展，而且中國完全有能力和毅力來發展和掌握那些中國製造必需的核心技術，這只是一個時間和投入的問題。

因此，中美高科技領域合作看似不容易，其實空間和可能性是存在的。譬如，中國目前每年進口芯片的金額甚至超過石油的進口額。其中美國的芯片就佔了很大比例。中美在高科技方面適度進行合作，對於減少美方大叫大喊的“貿易逆差”會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最後可能也最難的，是中美意識形態和文明的包容與合作。美國立國以來就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是山上的燈塔和堡壘，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即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奉若神明，總是站在道義制高點來俯視世界、批評別人。這種以文明衝突為基本理念的思想一直在指導美國的對外戰略，無論是亨廷頓還是米爾斯海默，無論是美國新保守主義還是國際主義，都沒有擺脫文明衝突以及意識形態對立的巢臼，因而始終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發展模式視為“異類”，欲除之而後快。用句中國的老話，“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在這方面，要美國放棄其慣性思維和偏見，對其他文明及其意識形態採取包容的態度，在政治制度上進行和平的競爭，恐怕有較大的難度。當然，這只能由歷史來做最後的裁判。美國在冷戰結束時曾經斷言，各國政治制度競爭的“歷史已經終結”。然而，中國發展道路的成功證明了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和發展模式的多元化始終是歷史的大趨勢。世界是多姿多彩、豐富多元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把世界變成自己的後花園，只種一色花。中美需要做的是相互尊重和互相包容。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好壞只能由本國人民來判斷，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鞋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

中國不會輸出意識形態，不會把自己的發展模式強加於人。中國即使強大了也不會稱霸。這些都是歷代中國領導人對世界的莊嚴承諾。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建設“一帶一路”，就是希望通過各國發展戰略的對接，通過加強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通過擴大貿易和人民之間的交往，促進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以達到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目標，為世界和地區持久和平營造良好的氛圍和紮實的基礎。中國願意多出點力，願意與其他國家分享發展的紅利。中美在這方面可以進行多種合作，“中美+”的合作模式不僅對兩國有利，顯然對第三方也是非常有利的。

總之，中美從“合作的對手”順利過渡到“對手的合作”困難不少，阻力也大，但是完全有可能做到，這也是兩國務實可行的歷史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