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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戰略定位改變中美關係發展動力學

201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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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當今全球經濟發展最有活力的地區,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總體保持穩定,同時日益呈現多極格局的特點。突出的挑戰是,大國之間的安全關係變得更為複雜,從而增添了更多的不確定性。近年來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日益突起,中美關係向一種新關係格局演變。

2017年秋天,在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所謂“新時代”的一個標誌性說法是,中國的崛起由富起來邁向強起來。在綜合國力意義上的“強起來”,意味着在國際上擁有更強的競爭能力。在美國看來,這是中國崛起進程真正具有挑戰意味的發展。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發表了其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報告的基調反映了美國戰略界和華盛頓圈子的主流看法。報告指出,現今美國國家安全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於大國競爭,主要的對手是俄羅斯和中國,一個是在歐洲地區,一個是在亞太地區。來自中俄的挑戰主要是要改變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其實質是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所以,報告又給中國和俄羅斯戴上一頂"修正主義國家"的大帽子。美國認為,中俄不同的地理位置構成不同的地緣政治挑戰,而來自中國的挑戰更加具有綜合國力意義上的全面競爭性。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戰略和隨之發表的國防戰略報告與核態勢評估報告,不但將中俄等大國競爭的挑戰置於恐怖主義威脅之上,成為頭號挑戰,同時把對華經貿關係列入國家安全範圍。這是2018年3月以來美國對華貿易施壓升級的重要背景。

美國對華戰略定位的變化改變了中美關係發展的動力學。主要競爭對手的戰略定位一旦確立,主觀意向將在更大程度上主導各自的戰略判斷,凡事首先着眼於負面的可能性(無論就意圖還是就後果而言),為最壞的情況做防範準備,從而使雙方之間在重要議題上存在的分歧看法趨向更加對立化。從奧巴馬政府後期開始,中美之間的互動效能發生逆轉,雙方之間的戰略對話,無論是官方層面還是二軌或重要的智庫層面,大多數情況是各說各的理,各唱各的調,很難達到有效溝通、增進理解的效果。雙方就經貿問題、南海問題、“薩德”問題等爭端開展的對話很難取得有實質意義的進展。雙方之間的諸多對話機制大多陷入空轉狀態,或者徒有形式。

與此同時,兩國各自國內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也在經歷重要而敏感的調整時期。人們就當前一些重大經濟政治社會問題的立場和觀點,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分化狀態。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經濟與政治、內政與外交形成前所未有的密切關聯,外交決策不但深受內政形勢發展的影響,甚至會成為政治鬥爭的替罪羊,或政治運作的工具。特朗普將“美國優先”作為外交政策的第一原則,內政外交混為一體,極大改變了美國外交的傳統形式。以當前政治考慮為重,外交作為內政的延伸,在當下國際格局大變換時期演變為內外共振的態勢已經屢見不鮮。

此外,信息化社會為各種利益群體對相關外交議題發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反建制派、反精英的潮流,更使作為專業人士傳統領地的外交事務門戶大開。在這樣的形勢下,像以往基辛格、斯考克羅夫特等得到最高授權的特使,在分歧嚴重、關係緊繃形勢下着眼戰略大局和長遠利益,以靜悄悄的方式尋求可以達成妥協的戰略對話已難以再現。

從以上發展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新態勢源自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兩國內外發展進程的相互激蕩,是多極化國際關係格局下的大國博弈。作為一個歷史演變過程,互為主要對手的戰略競爭將不會在短時期內結束,由此帶來中美關係的緊張和摩擦將成為常態,其在安全領域的空間表現形式當前主要集中在亞太地區,並成為亞太地區安全合作議題中重要的地緣政治因素。

第二,中美雙方都無法憑一己之力改變這一歷史發展進程。與此同時,美國長期擁有霸權地位形成的政治外交軍事慣性,與中國崛起進入新時代的強勁勢頭的戰略角力,將在雙方都持有的“避免對抗”的認識下得到管控,同時雙方也會在有共同利益的議題上展開有限合作。這是亞太安全合作討論仍具有現實意義的重要條件。還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戰略競爭的大格局使然,這些管控與合作都具有相當的脆弱性。脆弱性也是一種潛在的不確定性。

第三,在充滿了脆弱性和不確定性的歷史過渡時期,中美兩國主要領導人的政治引導作用對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景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之間建立有實際意義的個人關係和及時有效的溝通機制,無論是對中美兩國關係大局的穩定,還是對處理地區安全熱點問題,尋求建立亞太地區安全合作多邊框架的基本共識,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四,作為兩個負有國際責任的大國,儘管中美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和所追求的理想目標有顯著的差異,但雙方都擁有務實的戰略文化傳統,秉持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思想。戰後中美關係發展的歷史表明,以國家和人類社會長遠利益為根本訴求的理性精神,終究能在重大變局的挑戰面前發揮主導作用。為此,我們應該對未來抱有信心。

(來源:太和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