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烏政策的前景可能會受到今年美國大選的挑戰。總統選舉的結果可能會導致美國愈發難以為烏克蘭付出更多。

莫斯科恐襲案說明恐怖主義並未遠去。當前全球反恐正面臨三種全新的挑戰。

美國政府應為對華科技競爭政策設定邊界，避免將正常的中美科技交流與產業合作政治化、安全化。中美在科技領域建立機制化的對話與溝通不僅必要，而且緊迫。

曠日持久的烏克蘭戰爭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衝突，預示着全球治理終將回歸現實政治。

戰爭，無論何種形態都會有第三方，而第三方行為受戰爭環境和交戰方身份的影響。在烏克蘭戰爭中第三方既是調節者，又是衝突直接或者間接的相關方。受戰爭環境的影響，烏克蘭戰爭中的第三方由三個相互關聯的部分組成，即核心國家、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核心國家是指中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8國，而中心國家則是除G7外的北約成員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伊朗和朝鮮，而邊緣國家由上述國家外的全球南方國家組成。隨着烏克蘭戰爭向長期化發展，第三方行為已逐漸成為影響戰爭走勢的關鍵因素。

隨着雙方不斷強化針鋒相對的政治立場、不斷亮出直接對抗的軍事底牌，俄烏衝突的確存在局部衝突失控而升級為一場歐洲全面戰爭的巨大風險。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最近加大了反華運動的火力。在1 月 31 日的國會證詞里，他對中國日益嚴重的黑客活動敲響警鐘。他警告說，美國的基礎設施，包括電信、能源、交通和水，極易受到中國國家支持的黑客組織 「伏特颱風」（Volt Typhoon）的攻擊。《紐約時報》頭版的報道更增添了這種緊迫感。

中美必須努力理解對方的心態，共同努力降低風險和增強穩定性。雙方都不應基於各自的海洋安全認知，在世界範圍內對對方採取單方面行動。

自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中國一直在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推動停火談判方面積極發揮作用，並團結南方國家發出集體聲音。

作為人工智能領軍者，中美既要避免人工智能技術無序擴散帶來的風險，也要避免因為缺乏互信而滑入「零和博弈」陷阱。中美從意願和能力上具備合作條件，但在人工智能發展理念、價值觀、與技術合作的捆綁、法律等方面仍存在分歧，亟需通過一軌和二軌對話加強溝通，為合作提供基礎。

西方國家已經意識到，幫助烏克蘭奪回失去的土地並獲勝很難在2024年實現。為此，西方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應對消耗戰的措施。

2024年1月12日，英國首相蘇納克在訪問基輔時，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了為期十年的《英國-烏克蘭安全合作協議》。這份條約的簽訂有兩個重要背景。

賴清德當選後暫不會放開手腳推動「台獨」，不會在美國大選年「添煩添亂」。台海維持和平是最符合美國當前利益的合理選項，只是拜登政府可以約束行政機關和賴清德的言行，但恐難約束國會議員尤其是共和黨議員。

近期，因也門胡塞武裝襲擊經過紅海領域的國際商船而引發的紅海危機出現了進一步升級的危險。先是2024年1月12日凌晨，美國和英國出動戰鬥機對也門本土胡塞武裝控制的多處……

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需要討論各個時間維度及層面的不同風險，也需持續關注最重要的戰略性風險，並引領應對此類風險的全球治理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