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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積敏 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應有邊界

2024-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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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將中國視為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拜登政府甚至將中國看成唯一戰略競爭對手。在此身份定位下,美國對華政策更強調競爭性,甚至是對抗性。

為實現“競贏中國”的目標,拜登政府積極構建“小院高牆”對華科技競爭體系,一方面通過《芯片和科學法》強化美國科研研發能力以及相關產業的競爭力,一方面從技術(如限制中國企業獲取高性能芯片和先進計算機)、人員(限制美國人向涉及中國的特定半導體活動提供支持)、設備(限制中國獲取先進半導體製造物項與設備)、投融資等領域設置重重限制,甚至利用其霸權力量對荷蘭、韓國、日本等施壓,試圖形成對華出口管制與科技競爭的國際陣線,甚至打造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國際科技生態體系。

從歷史上看,科技競爭往往被視為低政治領域的競爭,與軍事等高政治領域的競爭相比,其敏感性相對較弱,烈度也更低,因而並未引起戰略界的足夠重視。然而,隨着科技日益成為推進經濟、軍事等國家硬實力的關鍵動能,甚至成為改變人類社會的革命性力量,其地位與作用愈益受到各國尤其是大國的重視。科技競爭也被看作國家綜合實力競爭乃至國家國際地位競爭的核心領域。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便強調:技術是當今地緣政治競爭以及我們國家安全、經濟和民主未來的核心。美國及其盟國在技術和創新方面的領導地位長期以來一直支撐着我們的經濟繁榮和軍事實力。在接下來的十年中,關鍵和新興技術有望重組經濟、改造軍隊並重塑世界。

中國當然也意識到科技創新的重大意義,認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是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一個重要動力,也是塑造未來國際格局的關鍵因素,強調“誰在創新上先行一步,誰就能擁有引領發展的主動權”。

顯然,美國對華科技競爭已引起中國的高度關切,成為中美關係中又一個敏感議題。2023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與拜登總統舊金山會晤期間明確表示,“美方在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單邊制裁方面不斷採取針對中國的舉措,嚴重損害中方正當利益。中國的發展是以創新驅動的,打壓中國科技就是遏制中國高質量發展,剝奪中國人民的發展權利”。2011年《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明確界定了六項國家核心利益,其中之一就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2015年中國的《國家安全法》將保障人民福祉、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視為國家安全的內涵之一。可見,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的一項核心利益,關係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從嚴重性與敏感性的角度上講,美國對華科技遏制打壓已經與台灣、南海等問題屬於同一性質,均是對中國核心利益構成的重大挑戰,甚至是威脅。2023年7月13日,《紐約時報》發表題為《這是一種戰爭行為:解碼美國對華芯片封鎖行動》的評論,敏銳地觀察到美國對華科技打壓遏制的嚴重性、敏感性及其蘊藏着的重大風險。

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政策進一步加深了中國對美國的不信任。拜登政府一方面強調不尋求打壓遏制中國發展,不尋求同中國脫鉤,一方面又無所不用其極地對中國科技產業施以重拳。這種“言行不一”表明美國已陷入某種歇斯底里的“恐華症”,反映出美國“自信”已經出現嚴重赤字,同時也令中國對美方的承諾充滿懷疑。正如王毅在今年兩會外長記者會上所表示的:“美國如果總是說一套、做一套,大國的信譽何在?美國如果一聽到'中國'這兩個字就緊張焦慮,大國的自信何在?”。

美國對華科技打壓遏制給中美關係的穩定與發展帶來直接衝擊,甚至會為中美對抗埋下隱患。美國政府應明確並重視中方發出的信息,為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政策設定邊界,避免將正常的中美科技交流與產業合作政治化、安全化。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在政治、經貿、軍事、人權等傳統敏感問題上建立了一定的溝通與對話渠道,在管控分歧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科技競爭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新敏感領域,雙方在這一領域的溝通機制尚不健全。因而,中美在科技領域建立機制化的對話與溝通不僅必要,而且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