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俄烏衝突如何結束，俄羅斯以歐洲為根基的世界大國雄心都不會改變。中俄關係是穩定和互利的新型大國關係，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智慧是中俄關係之舵。

美國對華戰略敘事的特點是進攻性越來越強，工具性越來越明顯，目的性越來越集中，且正在從一般的競爭性的戰略敘事滑向對抗性的危險敘事。這對於維持中美正常對話十分不利。

中亞歸根結底不太可能與俄羅斯和中國保持距離，因為它們的地理位置鄰近，而且它們已經建立了牢固的聯繫。

國內產能不足讓美國有動機與盟伴國家和地區聯合生產武器，但這也可能導致武器跨境擴散，加劇地區安全緊張局勢，增加衝突風險。

此輪以色列與伊朗的互撕突破了以往雙方恪守的邊界和底線，讓華盛頓憂喜參半。

美國對烏政策的前景可能會受到今年美國大選的挑戰。總統選舉的結果可能會導致美國愈發難以為烏克蘭付出更多。

莫斯科恐襲案說明恐怖主義並未遠去。當前全球反恐正面臨三種全新的挑戰。

美國政府應為對華科技競爭政策設定邊界，避免將正常的中美科技交流與產業合作政治化、安全化。中美在科技領域建立機制化的對話與溝通不僅必要，而且緊迫。

曠日持久的烏克蘭戰爭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衝突，預示着全球治理終將回歸現實政治。

戰爭，無論何種形態都會有第三方，而第三方行為受戰爭環境和交戰方身份的影響。在烏克蘭戰爭中第三方既是調節者，又是衝突直接或者間接的相關方。受戰爭環境的影響，烏克蘭戰爭中的第三方由三個相互關聯的部分組成，即核心國家、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核心國家是指中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8國，而中心國家則是除G7外的北約成員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伊朗和朝鮮，而邊緣國家由上述國家外的全球南方國家組成。隨着烏克蘭戰爭向長期化發展，第三方行為已逐漸成為影響戰爭走勢的關鍵因素。

隨着雙方不斷強化針鋒相對的政治立場、不斷亮出直接對抗的軍事底牌，俄烏衝突的確存在局部衝突失控而升級為一場歐洲全面戰爭的巨大風險。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最近加大了反華運動的火力。在1 月 31 日的國會證詞里，他對中國日益嚴重的黑客活動敲響警鐘。他警告說，美國的基礎設施，包括電信、能源、交通和水，極易受到中國國家支持的黑客組織 「伏特颱風」（Volt Typhoon）的攻擊。《紐約時報》頭版的報道更增添了這種緊迫感。

中美必須努力理解對方的心態，共同努力降低風險和增強穩定性。雙方都不應基於各自的海洋安全認知，在世界範圍內對對方採取單方面行動。

自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中國一直在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推動停火談判方面積極發揮作用，並團結南方國家發出集體聲音。

作為人工智能領軍者，中美既要避免人工智能技術無序擴散帶來的風險，也要避免因為缺乏互信而滑入「零和博弈」陷阱。中美從意願和能力上具備合作條件，但在人工智能發展理念、價值觀、與技術合作的捆綁、法律等方面仍存在分歧，亟需通過一軌和二軌對話加強溝通，為合作提供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