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日益陷入國際孤立，讓一直作為其「堅強後盾」的美國政府力不從心。

考慮到人工智能技術在商業和軍事應用中的爆炸式增長，中美之間需要進行更多對話協商，並將更多非政府層面利益攸關方納入其中。在正式外交渠道之外，舉行包含非政府專家的一軌半和二軌對話將有助於建立信任，推動創新解決方案的形成，並在國家之間達成共識。

為重振創新和樹立市場信心，美中兩國應以非常規方式在中東、非洲等地區開展合作。這將不僅提供新的商業場景，也將為未來全球治理提供綜合性解決方案。

在小費迪南德·馬科斯總統領導下，菲律賓外交政策發生轉變。同時，南海地區緊張局勢升級促使菲律賓加入新近成立的四方機制，以加強安全合作。儘管小馬科斯強調外交解決方案，但由於該國對此前與中國達成的協議存在自相矛盾的解讀，緊張局勢持續存在，從而可能導致地區形勢更加複雜。

要實現中東地區持久和平，特別是以巴之間的和平，巴勒斯坦的地位需要作出意義的改變，那就是其主權必須被確立和承認。中美兩國的共同努力將是成功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保證。

無論俄烏衝突如何結束，俄羅斯以歐洲為根基的世界大國雄心都不會改變。中俄關係是穩定和互利的新型大國關係，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智慧是中俄關係之舵。

美國對華戰略敘事的特點是進攻性越來越強，工具性越來越明顯，目的性越來越集中，且正在從一般的競爭性的戰略敘事滑向對抗性的危險敘事。這對於維持中美正常對話十分不利。

中亞歸根結底不太可能與俄羅斯和中國保持距離，因為它們的地理位置鄰近，而且它們已經建立了牢固的聯繫。

國內產能不足讓美國有動機與盟伴國家和地區聯合生產武器，但這也可能導致武器跨境擴散，加劇地區安全緊張局勢，增加衝突風險。

此輪以色列與伊朗的互撕突破了以往雙方恪守的邊界和底線，讓華盛頓憂喜參半。

美國對烏政策的前景可能會受到今年美國大選的挑戰。總統選舉的結果可能會導致美國愈發難以為烏克蘭付出更多。

莫斯科恐襲案說明恐怖主義並未遠去。當前全球反恐正面臨三種全新的挑戰。

美國政府應為對華科技競爭政策設定邊界，避免將正常的中美科技交流與產業合作政治化、安全化。中美在科技領域建立機制化的對話與溝通不僅必要，而且緊迫。

曠日持久的烏克蘭戰爭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衝突，預示着全球治理終將回歸現實政治。

戰爭，無論何種形態都會有第三方，而第三方行為受戰爭環境和交戰方身份的影響。在烏克蘭戰爭中第三方既是調節者，又是衝突直接或者間接的相關方。受戰爭環境的影響，烏克蘭戰爭中的第三方由三個相互關聯的部分組成，即核心國家、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核心國家是指中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8國，而中心國家則是除G7外的北約成員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伊朗和朝鮮，而邊緣國家由上述國家外的全球南方國家組成。隨着烏克蘭戰爭向長期化發展，第三方行為已逐漸成為影響戰爭走勢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