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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竇國慶 國防大學戰略學博士後,陸軍上校

美國百年全球戰略

2024-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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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縱觀過去百年歷史,世界經歷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與“雅爾塔體系”等國際體系全面轉換,以及信息科技革命和由此引發的全球性政治、經濟革命,成為人類歷史進程中最為色彩斑瀾的一百年。其中,美國在全球傳播價值觀與經略地緣政治中,變成了唯我獨尊、權力傲慢、自翊不凡的混合體,既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又“長臂管轄”,以己之力自行標定“世界公理”,在衝擊舊世界中逐步稱霸於當世。伴隨着美國從世界舞台邊緣走向中心,人類歷史上最為激蕩的百年變局由此造就:全球國家間樊籬遭到拆除而走向共進共退成為不可逆轉大勢。

今天,在回眸與展望之際,秩序變幻激蕩、文明進程深刻變化,美國仍然是變局中最重要的變量。它繼續強盛或者轉而衰弱,繼續主導國際秩序或者回歸孤立主義,都將對世界變局的整體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研究未來變局必先研究美國百年全球戰略,美國獲得全球霸權的歷史過程,不是單純的美國軍隊由弱變強的歷史過程,而是美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波譎雲詭的世界舞台中,運用國家實力謀求戰爭勝利、建立軍事優勢、塑造國際秩序的歷史過程。

回顧這一歷史過程,我們會發現,當今稱雄於世的美國既享受過輝煌勝利之後的自豪,也品嘗過慘痛失敗之後的苦楚;既時時不忘展示天使般的理想,又體現着膚淺的自負;既忍受了巨大的犧牲,也獲取了令所有大國羨慕嫉妒的巨大收益。

歷史上所有稱霸者,無一不將先天優勢發揮至極致。相對於古代西方的羅馬和古代東方的秦漢帝國,以及近代英國等“前輩”們,作為“繼承者”的美國具有兩大先天優勢。

一是從未遭受封建集權制度侵蝕,成為最富內在創新活力的大國。15世紀,躲避歐洲(尤其是英國)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懷揣反對集權壓迫、追求公正的心靈嚮往,源源不斷奔向美洲新大陸。他們自稱“朝聖者”,希望將此生之地變成馬薩諸塞移民領袖約翰·溫斯羅普所言的“令萬民仰望的山巔之城”。從此,任何自視宗教神權權威和任何封建集權的苗頭,都會在這片大陸上遭到仇視。新移民經過生生不息的繁衍交融,骨子裡對宗教神權和封建集權制度的厭惡代代相傳,養成了追求獨立、崇尚競爭、喜好標新立異、輕蔑通過人身依附達成個人目的的民族性格,逐步累積成區別於歐洲、亞洲、非洲土地上古老民族獨樹一幟的的文化底蘊。伴隨這一歷史進程,“'民主''共和'思想萌芽後,不受阻撓地茁壯成長,成為美國立國的強大思想根基”。美國在19世紀中後期創建了世界上最完整、最龐大的公立教育體系,為構建社會公平、激活社會活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世紀末期,美國國內進步主義運動興起,督促政府採取措施,努力消除腐敗、限制壟斷、保護勞工利益、注重環境和食品安全等。20世紀60年代後,美國完成了徹底根除種族隔離和歧視制度的立法。美國儘管政治弊病從生、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種族主義難以根治,但卻具備其他國家少有的內在活力因子,因而重視科教振興、保護社會公平正義、尊重公民社會自治權力,能夠不斷革除時弊,在“解決問題”中發展。

二是受到兩大洋的屏護,遠離頻繁的大國紛爭而全力增強綜合實力。美國與戰火紛飛的歐洲和亞洲,分別相隔廣闊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可以“保持與眾不同的獨立地位,按照自己的利益選擇戰爭或者和平”。如果美國在國力羸弱時介入歐洲事務,將成為歐洲大國的'棋子',難以有寢食之安。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完成了歷史上速度令人難以置信的領土擴張,成為幅員遼闊、人員眾多、資源豐富的大國。大洋屏護令美國避免了英法俄德日等大國所處險境,贏得了長久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

這其中有四個方面值得着力關注。

第一,美國全球霸權的時代起點:經濟科技崛起之時恰逢世界變局。

在這個世界變局中,歐洲、亞洲、非洲飽受各懷異志的大國戰火蹂躪,北美大陸“卻成為遠離兵刀之禍、享受和平安寧的一片凈土”。近四十年的黃金髮展,令美國在人類歷史進入20世紀門檻後,成為世界上最富庶、最幸福、最自由的土地。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科技興邦。美國充分利用由英法等主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果,一躍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頭羊”之一。

第二,美國全球霸權的行為根源:穩健而不失靈活的國家大戰略。

僅從表象看,美國全球霸權的前提有兩個方面:一是建立在經濟和科技實力優勢基礎上巨大的軍事優勢;二是歐亞大陸矛盾此起彼伏,既可使受兩洋屏護的美國“坐收漁利”,又可使之在最佳時機介入。

美國與其他大國一樣,也是從複雜險惡的環境中誠惶誠恐起步。先是執行孤立主義,完成領土擴張;再執行門羅主義,控制西半球,同時兼顧太平洋,執行“門戶開放、利益均等”政策,拓展在中國市場,利用美西戰爭打敗衰落的西班牙,在西南太平洋獲得橋頭堡;再執行國際主義,通過兩次世界大戰,獲得全球霸權地位。冷戰開始後,美國始終是世界超級大國。步步為營的國家大戰略使美國幾乎在每個歷史階段,可以利用先天的地緣政治優勢,避免捲入歐洲列強鬥爭的旋渦,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科技、貿易,不斷增強綜合國力。

第三,美國全球霸權的實現路徑:利用戰爭和危機,謀求和塑造國際秩序中有利位置。

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歷史無須贅述,但有兩條經驗值得特殊關註:一是利用國際戰略格局變化,推動美英權力和平轉移;二是利用戰爭,謀劃全球軍事布局。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成為參戰最晚、消耗最小、收益最大的戰勝國,與其說是源於坐擁地利的機會主義,不如說是源於“胸懷天下”的遠見卓識。

第四,美國全球霸權的內在驅動:其他國家軍隊難以追趕與仿效的軍事變革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獨擁原子彈、遠程轟炸機開始,美國戰略性軍事力量(如核武器、運載火箭、空天武器等)的壟斷地位經常被打破,但美軍在戰役戰術層次上的武器裝備、作戰方式等總是開風氣之先。冷戰結束至今近30餘年,歷經多次戰爭,新型作戰思想、武器裝備代幻迭出,其變革力度、深度、廣度在世界軍事史上罕見。當今,美軍自我變革能力優勢的最大戰略價值是引領世界軍事潮流,其他各國軍隊擔心落後,唯恐學之不及,於是爭相模仿。由此,美軍在變革中不斷塑造新的優勢。

美軍自我變革的主導力量是整個國家,而不是軍隊自身。國會出台法律、政府制定政策、大學等智庫出謀劃策、軍工企業進行裝備研發、部隊在作戰訓練中驗證問題並提出需求。從本質上看,軍隊自我變革是商業資本在逐利天性下,運用科技、市場的力量不斷衝擊既定利益格局所致,是國家整體性變革包容軍隊自我變革的產物。

美國全球霸權蘊含著政治、經濟、外交、科技、文化、社會等豐富的規律,其基礎是其無可超越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美國是百年來國際秩序演變中最大受益者,也必將對未來世界的治亂興衰更為敏感。然而,美國似乎正在違反着全球共同逐利與自我逐利的基本原則,無疑正製造着“自我拆台”的危險前景。這種危險前景是否會在將來真實顯現,不僅取決於美國,也取決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