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參加了今年的柏林外交政策論壇。論壇重點談及歐洲安全和歐美關係，烏克蘭危機成為重中之重。最直觀的感受是，歐洲戰略界被美國突然甩出的「28點俄烏和平計劃」牢牢牽着走，無論是政策制定者、學者還是媒體界人士，幾乎所有討論都從這份未經歐洲參與、卻直接觸及歐洲安全核心利益的計劃展開。

特朗普意在重構一個與美國內外戰略調整相協調的「後院」政治新生態，其「新門羅主義」在拉美國家戰略自主抬升之際，以霸凌姿態回歸，這預示着美拉之間的地緣博弈將進入複雜、動蕩、多變的新周期。

歐盟犧牲中國利益向美方遞投名狀，既是高估自身能力，也忽視了中方的韌性和戰略定力，並給中歐推進務實合作及在全球性問題的協調帶來更多困難。

面對美國的敵對行為，中印緊張關係似乎正在解凍，但雙方還無力實現真正的緩和。

高市執政和美日同盟強化對中日關係構成巨大挑戰，但也要看到高市外交的內外製約因素。中日關係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積極尋找增長點、不斷培育中日關係的內生動能非常重要。

特朗普的保護主義政策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損害了美國與包括印度在內的主要盟友的關係。印度的回應是尋求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中印關係緩和標誌着亞洲大國將引領全球秩序向更加多極化的方向轉變。

中國新的稀土出口管制將其在該領域的主導地位轉化為強大戰略工具，限制範圍擴大到技術、設備和專業知識，從而增加了全球的依賴性。此舉加劇了它與美國及其盟友的緊張關係，並突顯對關鍵礦產的控制今天如何決定着經濟和地緣政治力量的平衡。

最近的事態需要中美就阿富汗問題舉行高層對話，首先是即將在首爾舉行的中美元首會晤。

中美競爭不斷升級之際，菲律賓正加強與美國的防務關係。馬尼拉旨在緩解力量不對稱，而中國對其海上鄰國的反應表明，中國極不信任美菲聯盟且警惕海上入侵者。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一次戰略失敗，重返巴格拉姆空軍基地只會讓美國在中亞陷入另一場代價高昂、造成分歧且容易失敗的地緣經濟戰干預行動。

特朗普威脅要奪回巴格拉姆空軍基地，以獲取阿富汗豐富的礦產資源，並牽制中國等國。這是代價高昂的幻想。特朗普簽署了2020年《多哈協議》，他的轉向說明其外交政策是受政治報復心驅動。

經過多年的互不信任，中印兩國正在謹慎地重建關係，包括重啟邊境談判、恢復航班、復蘇貿易，而特朗普對印度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更加速了這一進程。華盛頓的選擇性做法非但沒有孤立莫斯科的合作夥伴，反而似乎讓這兩個亞洲競爭對手走得更近。

與中國在南海的緊張關係日益加劇之際，菲律賓正大力加強與澳大利亞及其他西方夥伴的防務關係，大規模聯合演習和擴大軍事准入計劃凸顯了這一點。儘管中國擁有壓倒性軍事優勢，但中菲都有責任緩和緊張局勢並尋求外交解決方案，尤其考慮到菲律賓明年將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

正如加沙種族滅絕共謀所證明的，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的軍事共生關係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排斥。該地區需要的是經濟大發展。

「九三」閱兵及天津上合峰會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引起心理震蕩，圍繞中國戰略崛起和「大陸聯盟」的討論繼續深化，事實上已經按下激發各方加緊進行戰略調整的「快進鍵」，正式掀開了二戰後特別是冷戰後國際秩序變革重組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