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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共築龍象共舞的中印關係

20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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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印邊境發生的衝突引發了國際高度關注。有的國際媒體甚至將此次事件說成是1962年以來最嚴重的軍事衝突,是中印崛起背景下“龍象之爭”的起點。與此相對照的是,中印雙方政府都展示了剋制,對事件進行了冷處理。筆者認為,一方面需要正視邊界問題給中印關係帶來不確定性這一現實,並努力尋找創造性的解決辦法;另一方面也需堅定信心,相信冷戰後中印發展穩定戰略關係的基本訴求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

首先,中印之間長期存在的交往少、交往質量不高的情況是造成雙方之間產生錯誤認知的根源。上世紀50年代,中印高層交往頻繁,曾經有過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佳話。然而從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印之間幾乎所有層面的交往完全停滯。冷戰中,中國與即使是公開為敵的蘇聯、美國都保持了一定的接觸。相比之下,不誇張地說,印度是與中國交往最少的大國。冷戰後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印關係升溫迅速,然而雙方經濟社會層面的交往質量仍然不高。例如每周往返中日之間的直航數量超過1000架次,而中印直航2002年才開通,到目前仍寥寥無幾。中印互設總領館數目僅為三個,中日之間是六個,中澳之間是五個。中國每年出境游已經超過1.5億人次,而到訪印度的中國遊客僅有30萬。

第二,冷戰後中印關係的重啟,反映出雙方特別是印度方面認識到適應國內外大局變化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結束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開啟改革開放進程,並且取得很大成績。印度在冷戰中奉行不結盟政策,但實際上在外交上自我孤立,在經濟上採取封閉政策。冷戰結束後,不結盟政策已經沒有實際意義,而封閉則讓印度國民經濟陷入極大的困境。印度開始認識到有必要讓領土爭端同發展與中國的其他關係脫鉤,以此作為突破口,開啟印度的改革開放(印度在很長時間裡堅持認為,如果不解決邊境問題,中印關係就不能改善)。當年,中國藉助與美國建交的契機,創造外部條件,推動內政外交重點從階級鬥爭和備戰轉向和平發展。在這一點上,印度重啟與中國關係的邏輯,與當年中美建交有一定程度上的相通之處。1992 -1993年,印度與中國就如何保持邊境地區穩定進行談判。1993年拉奧總理訪華,雙方簽署了《中印關於在邊境實際控制線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這是中印首個處理邊界問題文件。

第三,冷戰後中印關係發展的歷史證明,雙方抓住戰略機遇期對內發展、對外開放的基本戰略訴求是相似的,這也是過去30年中印關係整體穩定的基礎。中國上世紀90年代、特別是加入WTO以後的高速發展證明,發展中大國崛起必須首先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特別是周邊環境。這些對於同樣面臨發展機遇和挑戰的印度具有啟示作用。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捷帕伊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該文件規定從兩國關係的政治大局出發,探討解決邊界問題的框架。這實際上是將十年前協定中的以管控為主,提升到了從政治層面解決邊界問題的戰略高度。從2003年開始,中印高層互動不僅局限於雙邊,在金磚國家、G20等多邊領域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特別是習近平主席與莫迪總理近年來的頻繁互訪展示了中印高層戰略認識的趨同。正如2019年10月中印元首會談時習近平所指出的,未來幾年是中印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期,也是中印關係發展的關鍵期,我們需要為中印關係把舵定性,為中印關係發展注入強勁的內生動力,攜手實現中印兩大文明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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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世界上,中印兩國都已經成長為舉足輕重的大國。一方面雙方追求進一步發展的戰略需求讓我們對中印關係的整體穩定有信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各自發展勢頭都不錯的情況下,雙方的自信都在增加,民眾的要求也在增加,而信息傳播的高速化使得相互認知的塑造加快,這給中印關係發展帶來新的挑戰。對於新時代的中印關係,雙方首先要有信心,同時也需要有緊迫感和創造性,來共築龍象共舞的中印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