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從嚴治黨，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好地預防腐敗的必由之路。全面從嚴治黨必須使監督機制化。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是黨內監督機制化的保障。

今天，從美國醜陋的大選中的選民，到夸夸其談的菲律賓新當選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到處都在表達對當代治理架構、對不平等和精英主義的憤怒。這種無助的感覺是如此真實而明了。但它真是全球化引起的嗎？還是有其他原因？

雖然2016年可能是政治民粹主義當道的一年，但並不等於「孤立主義」就是當前美國對世界的態度。事實上，在移民和貿易等關鍵領域，特朗普的言論與多數選民的想法並不一致。

中國全球金融、政治影響力的上升，意味着它發生的事情會產生世界影響。為此，穩定和可預測即是重要的德性。正如道格·班多所說，中外利益的一致使政治透明成為必需。

未來15年，中國將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老年人口。到2050年，中國勞動適齡人口將減少2億多。中國人口急劇老齡化將對它的方方面面產生重大影響，但建立滿足需求的社會保障網既昂貴又複雜。

應對中國城鎮體系的系統性失衡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但是，隨着服務業和高科技在中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增強，沒有理由認為公司和工作機會不會更均衡地分布於中國的城市網絡，正如它們在美國一樣。

隨着中國面臨的內外部環境日益錯綜複雜，中國在對外關係和經濟轉型中，一要避免中美持續安全競爭過程中風險管控失敗，二要避免經濟進入新常態後中高速增長的決定性意義被低估。

羅吉爾•克里默斯認為，要想保持全球互聯網的持續發展，西方就必須明白，中國也有其必須被尊重的合理利益和主張，即便其政治體系的基礎價值觀和西方完全對立。相應的，中國也必須明白這一事實，在全球舞台上不是所有規則都是美國擴張自身權力的工具；為了維持全球的穩定和繁榮，中國也必須遵守這些規則。

儘管2014年中期選舉民主黨慘敗，奧巴馬在第二任期內仍取得一系列成就，這意味着他堪躋身美國歷史上有較大作為的總統之列——雖然他沒能改變美國看待世界事務時的因循守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只要北京和台北都接受「九二共識」這一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兩岸雙方就有了共同政治基礎，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動。

隨着選民摒棄精英，轉向標新立異者，美國大選開始瀰漫著娛樂化與癲狂。沒有完美的總統候選人，也沒有完美的總統，權衡優缺點之後，當選的終究會是毛病較少的那一個。

中國總理李克強坦誠的工作報告不僅體現了決策者的施政意圖，也包含了中國官方一種內涵豐富放眼長遠的民本情懷。

「憤怒的共和黨人」的崛起清晰展現了過去數十年來美國的貧富兩極分化，而諷刺的是，他們居然選擇了一位億萬富豪來作為他們的捍衛者。其他一些現象，諸如系統性政治衰敗和政府運轉不良，同樣令美國政治中的民粹主義情緒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同時快速高漲。

2016年的選舉給台灣政治舞台帶來大震動，因為後工業社會的選民尋求改變傳統的政黨與政治議程。它預示着台灣政治的深層轉型，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需要時間來觀察。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與中共利用政治優勢制定符合國情的發展戰略和中長期發展規劃分不開。十三五規劃表明，中共最高決策層在以民生為本，強力推動經濟的重大轉型和重新整合方面取得了高度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