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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危機與中美關係的演變

2019-01-18

從2016年英國退歐,到當年美國大選,再到最近法國“黃馬甲”運動和歐洲、拉丁美洲國家右/左翼政黨上台,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已經從北美蔓延到歐洲及其他地方。目前還看不清這場危機會持續多久,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震動有多大、多深。這就是人們時常掛在嘴上的“世界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反覆指出的“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場危機發生的根源以及對中美關係的深遠影響,需要做些分析。

這場大變局很重要的標誌是,進入新世紀特別是最近十年以來,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遭受了一系列巨大的打擊,其核心是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日益激化,並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美國學者福山數年前就專門論述過美國政治制度步入“腐朽”,並在最近的《身份政治》一書中指出,特朗普既是這種腐朽的產物,也將加速其進程。這種制度腐朽使民粹主義反彈,而正是這樣的民粹主義浪潮在1932年選舉了羅斯福總統,並影響了隨後兩代人的美國政治。

一方面“身份政治”在美國政治包括選舉中逐步佔據主流,政黨不再為國家甚至政黨利益考慮來制定政策,導致“否決政治”鎖死了政府的正常運營。另一方面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資本所有者包括新技術掌握者擁有社會的絕大部分資源和財富,勞動所得停滯不前,2000年以來勞動所得佔GDP的份額不斷下降,導致美國社會分裂嚴重。這兩點都說明了危機的嚴重性。2016年美國的民調錶明,半數以上美國青年已不再支持資本主義。持續數十年的 “資本主義溫和期”(Great Moderation)已是明日黃花,資本主義社會總體將進入動蕩、變革、調整的新階段,其過程絕不會風平浪靜。

據《經濟學人》統計,1997年以來,美國2/3的產業被高度壟斷,占經濟總量1/10的工業中,每個行業有四家巨頭佔據着2/3的市場份額。壟斷結果是全球超額利潤高達6600億美元,其中超過2/3集中在美國,1/3屬高科技公司,包括谷歌和臉譜。

資本主義危機首先危及的是世界經濟增長,這些年全球經濟波動下行的壓力主要來自四個方面:一是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出了問題,各國經濟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紛紛進行結構調整,制度性和周期性困難疊加,增速普遍放緩,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級,特別是“美國優先”引發的貿易摩擦或貿易戰,包括中美貿易摩擦,解決前景尚難預料,給世界經濟蒙上了陰影;二是資本逐利本性催生金融風險,資產泡沫不斷增大,美元兼具國家貨幣和世界儲備貨幣雙重身份,與其他主要大國的貨幣政策錯配嚴重,嚴重扭曲全球投資和貿易走向;三是資本與科技緊密結合,技術革命使資本向新技術集中,再次打壓製造業勞動收入,而技術進步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有相當的“破舊立新”力量,譬如對傳統製造業就業形成衝擊;四是資本起伏動蕩使得大宗商品特別是石油價格波動更趨激烈,不僅給資源性經濟體造成嚴重影響,也給資源消費國經濟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其次,資本主義危機將對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產生破壞性作用,WTO的困境就是明顯的例子。民粹民族主義使許多國家“身份政治”現象盛行,利益集團重組,政治極端化和“部落化”進一步發展。從英國退歐面臨艱難抉擇,到匈牙利、意大利、墨西哥、巴西、法國等民粹民族主義逐步上升到國家意志層面,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貿易、和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有增無減,全球化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遭受嚴重挑戰,世界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價格大幅波動、金融危機風險增大等全球挑戰的能力下降。法國馬克龍的遭遇不僅意味着法國政治的動蕩,還對歐盟一體化和歐元的可持續性產生長期影響。英國如果無奈“硬退歐”,同樣會對英國和歐洲經濟乃至全球金融運營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

在世界亟需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體系正常運作的今天,全球治理卻在維護多邊主義全球秩序和主張自身利益至上的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兩大力量的博弈中掙扎,並且日趨碎片化和無序化,出現無法有效處理和應對全球性重大挑戰的尷尬局面。西方主要國家的制度性危機無法凝聚大國的合作共識,將使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繼續陷於“無治理”或者“無法有效治理”的困境。全球外部環境惡化,各國完成國內政治經濟議程難度增大。

中美關係對21世紀國際關係起着綱舉目張的作用,資本主義危機特別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性腐朽對中美關係影響又將如何呢?

一是兩國關係需要重新調整,不確定性增大。由於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將處於較長時間的動蕩調整期,因此對外強硬一面更顯突出。美國已明確定位中國為其“戰略競爭對手”,兩國戰略重新磨合時間也不會短。

2018年底中美領導人通話對推動兩國貿易談判取得進展有重要作用,兩國表態較前樂觀。然而還是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副總統彭斯去年10月講話意味着,如今中美關係複雜化絕非貿易摩擦那麼簡單,也許是新冷戰的開始。還有人甚至拿中美關係與一戰前形勢相比較,認為“修昔底德陷阱”難以避免。修昔底德把伯羅奔尼撒戰爭歸咎於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對此產生的恐懼,但歷史不會重複,類比只能產生誤導。當前中美關係反映的是二戰後世界秩序的演變和全球系統性矛盾的凸現。

二是美國資本主義走到“金融資本+技術壟斷”的新階段,無法解決資本與勞動這對始終存在的根本矛盾,國內貧富差距、社會分化、精英與百姓對立等問題成堆。而這數十年中國在現有國際體系內通過全球化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驗證了中國發展道路的成功,這使美國的戰略焦慮日益加深,自信心下降。美國在外面尋找敵人和對手以凝聚人心是必然的,也說明未來中美關係的起起伏伏可能會持續較長時間,其複雜性、危險性也會比以前增大。

三是這些變化雖然大,負面影響也不小,但並不意味着中美必然走向對抗,陷入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在全球化格局下,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關係日益緊密。中國堅持改革開放,走和平發展的強國之路,美國要解決資本主義的頑疾,在一些方面還可能需要借鑒中國的經驗,譬如如何減少貧困和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美國要像彭斯等所說那樣與中國全面“脫鉤”,談何容易,也不現實,美國國內對此也很難形成統一戰線,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態度未必一致,極端保守勢力與其他階層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何況現在不是冷戰時期,要在國際上拉起圍堵中國的“鐵幕”絕無可能。

因此,對兩國關係我們不能盲目樂觀,也不必太過悲觀。美中雙邊貿易如今已近6000億美元,有35萬多名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每年有300萬名中國遊客到訪美國。最近皮尤民調顯示,38%的美國公眾對中國有好感,略低於2017年貿易摩擦開始時的44%以及2012年大選時的40%。而且,美國年輕人對中國有好感的比例明顯高於這一比例。

從全球治理看,中美都面臨全球性挑戰,沒有雙方合作,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重塑新的多邊體系包括貿易體系,都不可能實現。今後WTO改革、亞洲和世界安全體系的重構、世界秩序的重塑能否成功順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兩國的戰略互動和取捨。相信中美從“合作的對手”到“對手的合作”是可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