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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挑戰:家庭暴力與公共政策

2019-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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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全球共有的不幸現象。它跨越了國界、文化和社會經濟的不同,給人們尤其是女性帶來傷害。全球平均每四個婦女當中就有一人遭受家庭暴力,這在美國和中國基本是一致的。家庭暴力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深遠的破壞性後果,無論在心理、身體上,還是在經濟上。中國和美國在反家庭暴力方面都存在先天的障礙,從文化禁忌,到公共政策選擇和資源的有限。兩國在制定相關立法方面也取得過巨大進展,但近來都面臨著政治氣候變化或實施勢頭減弱的挑戰。在反家庭暴力方面,中美面臨著不同的挑戰,然而結果卻是相同的:減少了對幾乎沒有其他選擇的受害者的幫助支持。

美國有關家庭暴力的立法

2018年4月,特朗普政府悄悄地讓美國有關家庭暴力的法律定義內容出現倒退。由於把倖存者從家庭暴力的法律定義中剔除,他們更加難以尋求保護自己免受精神虐待、操縱和脅迫。專家們指責這些變化是美國司法保護被削弱的關係因素。雖然眾議院於2019年4月通過了某些與家庭暴力相關的槍支所有權限制,但參議院通過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它也沒有在更大範圍內解決家庭暴力立法問題。

奧巴馬執政時期,家庭暴力的法律定義既寬泛又符合最佳國際實踐,它包括精神的、身體的、經濟的以及性虐待。這種做法得到全美犯罪受害者協助中心和全國家庭暴力熱線的肯定,這兩個非營利組織在正確定義和反對家庭暴力方面有數十年的專業經驗。在奧巴馬時代,改革與更全面的保護基本上是同步的。自從1994年《防止對婦女施暴法》通過以來,每一次追加的再授權(2000、2005和2013年)都提供了更多的標準和資源。《防止對婦女施暴法》是聯邦立法,它鼓勵執法部門、司法人員和公共/私人服務提供者之間進行合作,以便處理受害者群體(包括老人、殘疾人、兒童和青年)的特殊需要。它還授權為受害者提供過渡性和長期住房,要求舉報疑似虐待行為和保存統計記錄。這一法律的架構主要是通過捐贈,授權提供從熱線到收容所等一系列服務。

特朗普政府取消這些保護措施的動機尚不清楚。通過非營利組織的廣泛參與,通過司法部的統計記錄保存,美國領導着對家庭暴力問題的研究。這項研究確切地證明,家庭暴力還包括身體暴力以外的行為。一開始的系統性精神控制和操縱,往往會升級成為身體暴力,或者對行動自由和財務資源的控制。如果大量研究表明這些動態是真實的,那麼,讓女性易受虐待和剝削怎能符合美國的利益呢?家庭暴力的法律保護標準退回到上世紀70年代,對此特朗普政府是否覺得應該負有責任呢?

中國有關家庭暴力的法律及法律環境

雖然特朗普政府使這些關鍵要素出現倒退,但中國正在為實現其定義廣泛的反家暴願景而努力。中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承諾採取全方位的法律程序保護受害者。該法將“家庭暴力”定義為法律術語,提供保護,並對法官、社區人員和執法部門提出具體要求。從本質上說,這部法律把反家庭暴力當成共同的責任,要求僱主、學校和鄰居監督並報告家暴現象。

在被舉報的情況下,中國《反家庭暴力法》主要是通過保護令(類似於限制令)提供的新法律保護,並通過告誡書授權僱主、政府官員、社會工作者和執法部門進行早期干預。當案件提交到法庭(如果他們真這麼做)的時候,家庭暴力現在可以作為獨立的案件,而不涉及其他民事或刑事指控。在接下來近三年的實施過程中,大量問題使有效的保護難以實現,這些問題包括定義模糊不清、文化偏見和財力短缺。

在基層,中國對肇事者的懲罰是有限的,因為家庭暴力是民事罪,而不是刑事罪。根據《反家庭暴力法》,最嚴厲的處罰是最多罰款1000元人民幣(約152美元)和“行政拘留”15天,情節嚴重的才會被刑事指控。當然,上述任何一種選擇,都有賴於順利駕馭中國往往不透明的法律體系,這個體系帶給受害者的是額外經濟和心理負擔。更廣泛地說,中國並沒有將婚內強姦列為家庭暴力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十個國家沒有這麼做。

實地調查結果表明,在執行過程中,執法人員不願意執行法律授權的關鍵內容,在如何收集證據方面缺乏訓練,或者缺少基本的法律保護意識。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即使受害者克服後顧之憂和官僚障礙,讓法庭來審理案件,法官也過分依賴調解作為處理家暴案的一種手段。

前途未卜

說到底,無論美國還是中國,反家庭暴力都讓位給了更能佔據新聞頭條的事件。家庭暴力是一個久已有之的棘手問題,並且由於原因複雜而缺少徹底有效的公共政策來應對。當務之急是將公眾和政治關注引向反家庭暴力,原因與它所具有的挑戰性相同:家庭暴力是一個持久的悲劇性問題,需要巨大的資源投入。中國在可持續解決家庭暴力方面面臨更大的障礙,但對於中美兩國的受害者來說,服務的提供在某種程度上是取決於政治意願和公眾的憤慨。對那些無論立法環境如何都會受到侵害的人來說,這兩方面都沒有特別令人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