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自媒體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輿論既可以朝積極的方向影響政策的選擇，也可以朝消極的方向裹挾判斷。越是在國際關係出現困難的時候，越不能放棄溝通，不能輕視輿論和傳播工作。

公開信對中美兩國對對方的政策性認知均有糾偏意義，但不大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特朗普政府的行為方式，更不足以改變中方對「美對華政策正發生根本性轉折」的判斷。

美國知識界對國際秩序和對華認知的變遷始終存在着樂觀論和悲觀論。系統地了解美國知識精英對中國的認知極其重要。只有拉長歷史維度，才能讓我們避免下以偏概全的短視結論。

說中國通過間諜活動偷美國的尖端技術，是美國敗壞中國聲譽的慣用手段。這種只服從政治需要的無根無據指責很難服人。

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標誌着中國經濟狀況和社會需求己經擺脫了不講究信用的自然經濟水平，也逐步脫離了原始狀態的重商主義階段。

中美教育交流質量和互惠關係的惡化會產生明顯的後果。對兩種政治制度之間的差異缺乏了解，意味着會根據過時的信息制定政策。

競相退出雙邊交流項目威脅到信任與善意的傳遞，而信任與善意有助於中美兩國的繁榮，有助於保持歷史上最引人注目雙邊關係之一的和平。

習近平主席宣揚的「中國夢」並不像一些西方人以為的，是要主導世界。相反，中國提出包容性、可持續增長願景，而且它的領導人正在盡一切努力讓這一願景變為現實。

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家庭暴力都是久已有之的棘手問題，並且由於原因複雜而缺少徹底有效的公共政策來應對。

美方以安全威脅為由阻礙中國學者赴美交流，是逆勢而動，令人匪夷所思。

中國社會科學院引用聯合國人口司數據，在近期出版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19)中指出，中國人口將在2029年達到14.4億人的峰值。這意味着，經過長期的人口緩慢增長，中國人口……

中國在全球經濟、安全和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增強，這意味着它的國內改革將產生超越國界的影響。

特朗普發佈緊急狀態令的真實原因，是他的「美國優先」與民主黨的「普適人權」之間出現對立，這種價值分歧傳導到了美國的行政立法關係之中。

隨着美國對中國間諜活動的擔憂，以及監控變得越來越明顯，在美國的中國學生髮現自己在複雜的美中關係中處境不利。

對朝鮮來說，經濟快速增長但仍然保持着專制的越南模式顯然是有吸力的。